吴评：是匪夷所思，还是司空见惯？生活艰难，使我们日复一日，只顾得上自己。积弊甚多，使我们的神经渐趋坚强，见怪不怪。对他人和社会的冷漠、以及对不平和丑陋现象的麻木，有可能使这些脱离人民监督、不受道义约束的角落扩展到我们的身边。覆巢之下岂得完卵？国人如若不把社会责任感担起来，GDP增长与人民生活指数之间的相关性或许会越来越低。
聚焦2005社会怪现象：盛世繁华背后的匪夷所思
记者 唐勇林
原编者按：2005年，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神舟六号成功升天，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对外长袖善舞，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盛世繁华背后，还有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因其出人意料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故事反映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些人，仍在承受着令人心酸的命运，某些过时的制度安排仍在扭曲着人伦-----这些是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不能漠视，也不应容忍的。
今天《青年调查》再揭旧疮，重新剪辑这十条社会新闻，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应该怀着羞耻之心，记住它们，记住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2005年。
祝福我们的2006年。
46岁的尤国英：她被送到火葬场时还没有死
这是让人揪心的一幕。
在此之前三天，在浙江省台州市打工的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短短3天的治疗，几乎花尽了全家的积蓄。无奈之下，全家商量放弃治疗，在出院回家的路上，家属哭着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被迫放弃了人性与亲情。
事后，尤国英的女儿哭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到现在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她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那样的打工家庭！
吴评：我曾想，好好地活，不行的话就有尊严的死。可这容易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病病歪歪的中老年人，被送进医院后首先要做的是艾滋病和性病检查，接着是大剂量的X光照射和几针筒抽血化验。明知道你已经不住任何的放疗、化疗和手术，医生也会坚持对你负责，搜寻癌症的蛛丝马迹。然后还得忍受护工的怠慢、病友家属的吵闹、以及医院的伙食。就是有经济条件，能熬到出院也不容易。
39岁的佘祥林：妻子出走带给他11年铁窗
这个十余年前的旧案让人瞠目结舌，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将冤案办成铁案”的可怕“体系”。
事实上，有类似遭遇的，并不止佘祥林一人。我们可以列出这些名字：聂树斌、胥敬祥、滕兴善、张海生、李久明。也许，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
有媒体评论说，2005年种种冤案“揭底”，显示2005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
我们也看到，
吴评：冤案要纠，法制更得加强。就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而言，我们的社会环境也还称不上“治世”。不管是什么国家体系，公检法再怎么改革，或许都是以黑治黑的部门。就国内司法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而言，让他管好该管的就不错了。着急把西方民主国家的那一整套的平衡制约都搬过来，或许保护不了多几个受委屈的老百姓，倒让犯罪分子有空好钻了。
16岁的李洋：显赫落榜的高考状元
李洋可能是自有高考以来身份最为“显赫”的落榜者-----海南省的高考“状元”。即使这样，他还是无缘自己心仪的大学，因为他是高考移民。从“理科状元”到清华梦的破碎，李洋经历了人生的大喜与大悲。
好在，命运在和这个16岁的孩子开了这个残酷的玩笑之后，还算公允地给了他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安排下，尽管各地都在奋力封堵，每年依然有许多人，像候鸟一样从东向西，自北往南，前赴后继地当高考移民，也做着各自心中的梦。
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又出现新的“李洋”？而那时的“李洋”，还会像今天的李洋一样幸运吗？
吴评：最烦的就是把什么都称作状元。原来全国每三年才有一个的状元，现在号称每年能出几十个。原来是通过县级的院试成秀才，有权进入官办学习机构；秀才通过省级的乡试成举人，算作正式的国学研究人员；只有举人才能参加国家级的会试，通过者为进士，有资格被选拔做官。乡试和会试都是三年一度。会试的佼佼者才有机会接受皇帝主持的殿试。院试和乡试的第一名分别被称为解元和会元，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
26岁的王垠：坚决退学的清华大学博士生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垠都是这个世界上的“骄子”：本科毕业后到清华直读博士，发表过SCI，获得过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再有一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
直到他选择退学。
在公开信《清华梦的破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中，王垠称，导师招学生，是为了“财源”，而paper可以带来基金，他已厌烦了国内所谓的“学术”。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此前不久，数学家丘成桐称，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中国的大学教育真的出了问题了吗？
在某著名网站一项有6912人参与投票的调查中，有81．0％的人对王垠“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表示尊敬。
吴评：默默地攻读，默默地表达不满，是较真。发公开信表达不满，宣扬给自己机会得以锻炼成长的母校的种种弊端，在常人看来，多少有点不仁不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嫌。制度和名校当然不都是对的。但在个人与制度及名校的比对中，个人出错的机会更高一些。
合肥58栋别墅无人认领-----冤？不冤！
今年7月，在合肥市委市政府强力推动的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中，遇到了58栋“天外来屋”：这些修建在水库旁边、环境优雅的两层别墅，虽经居委会努力找寻并在当地媒体刊登通告，却始终无人认领。这58栋别墅的主人，不约而同地一掷千金，以价值三四十万元的房子为代价，和大家玩了一次“人间蒸发”。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认领时找不着人，拆的时候可有不少人开着车去看。
这些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不敢来认领房子？
有人说，其实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兜里揣着大把的钱却不敢乱花，自己买下的别墅还不敢承认，家中失窃不敢报案，“三陪女”来信敲诈也得忍了。就这样，一天到晚神经还得高度紧张-----一听马路上的警笛就心慌，一听组织请喝茶就腿软。
说起来，一无所有的民工兄弟倒比他们幸福多了-----不是有研究说农民的幸福感最高吗？
吴评：无语。
华油职工为了上岗奋勇离婚-----人民真幽默！
从
这一切源于华北油田新出台的再就业政策。政策规定，“单职工买断工龄的，可以上岗；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以离婚证为准。”
现实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践踏了家庭，以及人的尊严。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首先要满足生存所必需的生理需要，其次才是安全、感情、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来都不缺乏生存的智慧。为了生存，又有什么不可以牺牲呢？大家都有很现实的幽默感，一点都不假道学！
吴评：其实，这政策规定还挺合理。如果只能照顾一部分职工，当然应该把照顾面摊得开一些。政策制订者只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国人的钻空子能力。其实只要加一条，以“政策发布日之前批下的”离婚证为准，或许就可以避免新的麻烦。
专家说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专家真牛！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的研究成果。2005年，一些媒体忽然发现，这项研究是由一家汽车厂商赞助的。
这些“研究发现”现在读来，深意无限。
今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而在其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稍微看看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家的高论，就不难理解公众对他们的不屑了：“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天然就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事实上，不只是经济学家，任何人-----学者或是卖茶叶蛋的-----都有权利为任何合法的利益集团代言。但是，在此之前，请务必做到两点：其一，不要拿着全体纳税人的钱为利益集团代言；其二，请撕下“公允中立”这块招眼的花布-----给富人代言也没什么丢人的，不是吗？
吴评：余也尝自称专家。因不觉自己和相关行业的专家有什么了不起，经扩而大之及推而广之，遂难对国内其他行业的专家产生敬畏之心。曾在世纪之交，向海上名医院的全国知名专家求诊牙周炎。专家语出惊人：非拔除下面四颗门牙不予治疗。因为不信专家，才得以保存其中的三颗迄今，而幸免于非装假牙难以充门面的地步。
北京小学生拿国家英语证书考初中-----孩子们真强！
在首都北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和洪战辉(2005感动中国人物)同学一样，有着“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还有着“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放弃的奋斗精神”。
他们就是祖国的花朵、北京市的小学生们。
据报道，在奥赛被叫停后，本意为成人设立的PETS（国家英语等级考试）一下子成了“小升初”择校时的热门指标。面对择校风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孩子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纷纷投入到考PETS的大军中去。
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的数字显示，今年9月10日，超过5．3万名6～15岁的中小学生涌进北京市1305个PETS笔试考点和671个口试考点，人数是成年考生的两倍。其中更有超过100名小学生报考了PETS三级，约相当于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水平。
当然，这些孩子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譬如说，那个叫“童年”的东西。
吴评：本想辩证一下，却发现实在难以两面看。凭考分入学当然比走门路更公平，但由此而来的考试热和文凭热真是苦了学生和老师。话说回来，如果择校真的全靠入学考试和花花绿绿的各色文凭，则只要严把考试关并驱除假文凭，起码比拍卖式的钱多者入名校要好一点吧？
重庆为男员工招聘无恋爱史女生-----真以人为本啊！
许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始承担着双重任务：为单位挑选人才的同时，也为单位男员工挑选媳妇。
在重庆一所大学举办的招聘会上，一家用人单位负责人说：“条件合适并且没有男朋友，可以考虑接收。如果有了男朋友，是选择单位还是选择男朋友，那得由学生自己决定。”
这位负责人话之后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单身危机正在开始袭击中国社会。
这个危机急坏了单位领导，也急坏了父母。这不，一场场极富特色的“中国式征婚”-----父母相亲会，由北京肇始，正在迅速被天津、重庆、上海、深圳等城市复制。每场相亲会都有成百上千的父母拿着自己孩子的简历和照片，聚集在广场上、公园里，像参加招聘会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推销与物色。
相比起来，单身者自己似乎显得并不着急，因为有更让他们着急上火的：社会转型，压力增大，年轻人95％的时间都得用在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拼命发展个人事业上。至于爱情，便只能放到那5％里去忙里偷闲，急中生智。
吴注：有什么好急的？按照进化论和自由经济的原则，让社会去平衡嘛。因为传统观念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男多女少，只有通过劣男不得传宗，而凡女均可接代的现状，才能让后人自觉调整生女即无后的观念。将大熊猫当国宝，或可被指摘为中国在这几十年中所犯的大错之一。如果希望能繁荣昌盛下去，我们的国民可不能像怎么保护也逃脱不了灭种命运的大熊猫，而应该像怎么灭杀也能倔强地繁衍生息的老鼠苍蝇。
江西崇义流浪者随检查而迁徙-----算公费旅游吗？
每逢检查来临，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开始在城市间迁徙。只是候鸟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地飞来飞去，他们的迁徙却比较省劲，只需抬抬脚-----坐上当地人民政府提供的面包车。
虽然没有参加社会劳动，他们一直为城市做着贡献：用“从这个城市消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市容整顿。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他们像鼻涕一样被甩开，来维护这个城市干净的脸面”。
他们为城市做的贡献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直到
崇义县民政局一名副局长说，县委县政府要求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收容了就往别的县里送。他们送到大余去，大余就往他们这里送，每个县都是这样做的。
据说，现在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潜规则，而每有检查来临时，县与县之间互相遣送流浪乞讨人员也是一种潜规则。
吴评：为本文加注的原因主要在这一条。因为在插队落户的年代，我的户口曾有五年零二个月落在崇义县。由于从生产队到大队、大队到公社、公社到县城的距离分别为10里、30里和80里，五年中最多去过五次县城。因此，除了从城后山坡上的纪念碑得知，毛主席曾在井冈山时期带队来过一次崇义外，没有对县城留下其他印象。从中央台的电视剧中得知，现在的乡干部都开上轿车了，县官老爷当然更是了不得。县城里不能有盲流，大城市又不准收容驱赶，于是乎，中国的城市化也就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