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注：从小泉主导的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受欢迎程度和小泉继任人安倍的高票当选看，小泉路线是受到党内人士乃至日本国内民意支持的，没必要从而不见得会稍有转变。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担心似乎并不是杞人忧天。
印象中，日本新首相在当选后总是先去美国朝拜一番。因此，这次安倍以中韩为首选的出访国家，或许很能满足两国领导人的虚荣心，其友善的表现也可能让两国民众多少缓和一些对立情绪。
安倍的新姿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府会放弃小泉路线，端正认识，与邻相睦呢？前一阵清宫戏里曾经介绍过的帝位传承时笼络大臣的妙招——老皇帝临走前贬斥重臣，留待新皇帝再度启用以博得臣子的感恩涕零之心——或许正是小泉在卸任前频频参拜、以及安倍在候选时对参拜含糊其辞、在上任后又匆忙作亲善访问的师承。两任日本领导人在权力交接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差，很可能只是作秀。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曾记否，小泉当年即兴去卢沟桥作过一番谢罪表演，世人也对此有过感动。但他以后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曾经吃过日本军国主义苦头的东亚人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样遭受战争痛苦的日本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对历史有着不同的认知。是否参拜神社、是否真诚谢罪、自卫队是否改名正规军并不是关键所在，狭小的国土难容膨胀的国力，日本总也按耐不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野心。
日本新相安倍缘何君子豹变？
卓南生
《新安倍是君子豹变吗？》不久前，针对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对历史认识与外交等问题的言行，《朝日新闻》以致给安倍先生一封公开信的方式，发表了如是社论。《朝日》表示，“回顾半个月前的情景，我们曾深感不安”，“但在今日看来，我们似乎是杞人忧天”。
是什么促使《朝日》从“不安”到认为“似乎是杞人忧天”呢？综合社论的看法，共有四点。一是安倍一改他在上台前的强硬论调，表示接受与继承前首相村山富市为日本在大战中的“殖民地支配与侵略”而道歉的“村山谈话”。二是接受前内阁秘书长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部参与强制慰安妇事宜的“河野谈话”。三是在北朝鲜宣布核试验之后，安倍首相明确否定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并重申历届自民党政府宣称的“非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和不引进核武器”）。四是从当局委任“教育再生（即重振教育）会议”的成员来看，该委员会并非清一色是刚强的保守派，它还同时网罗了其他各界的人士，颇为平衡。
《朝日》社论于是指出，对安倍原有态度有所期待的人士也许会有所不满：“这一来（安倍）岂不是与朝日新闻的主张没有两样？”
理应有个清楚交代
《朝日》当然欢迎安倍首相的如此豹变，也不认为豹变是件“可耻的事”。但该报认为，作为以“战斗的政治家”为己任的安倍，理应向国民及支持他上台的自民党党员清楚说明他改变论调的原因。“论调既然改变，就该有个说法。”
《朝日》催促安倍对自己抛弃一贯的主张有个交代，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如果这不纯粹只是在于挖苦或讥讽首相的“善变”，而是信以为真，真的相信“新安倍”已经诞生，并期待首相对其最近的言行有进一步的承诺，《朝日》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精神可嘉。
问题是，“新安倍”的上述“新的言行”，究竟有几分真的是心底话（日文为“本音”honne）？还是有如《朝日》前些时候在综合版头条新闻和附表中所示一样，是考虑到即将访问中韩而说的表面话、场面话（日文为“建前”tatemae）？事实果真如此，何来一个“新安倍”？
其次是，认真分析，安倍在走马上任，尚未坐稳江山前之被迫念诵“村山谈话”经，“河野谈话”经和“非核三原则”经，充其量只能说是萧规曹随。这些“谈话”与“原则”，既“与《朝日新闻》的主张没有两样”，但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安倍在时机尚未成熟，无法呈现其特有色彩时，遵循自民党历届内阁与外务省原有对内对外（重点是对外）宣称的基本政策罢了。
关键不在背诵“谈话”
其三是世人，特别是亚洲民众对日本新内阁是否放心，重点并不在于安倍是否有背诵上述“村山谈话”等“外交经”，而是在诵念“谈话”、“原则”之后，新首相如何落实在其行动上。“村山谈话”发表迄今已逾十载，而每当与邻国发生史观摩擦时，日本官方无不拿出“谈话”作为挡箭牌，但都无助于改善日本在亚洲的恶劣形象，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单单只是因为新首相“成功访问”中韩或者姑且萧规曹随，采取较为稳健的政策，（吴注：这个典故用得有点儿成问题，村山可是前n任的首相，要说萧曹的继承关系，安倍所“随”的当然只应是上任小泉的“规”。）就称较早时对安倍政权之不安为杞人忧天，显然是为时过早。
说得更加清楚些，从亚洲民众的角度来看，安倍鹰派内阁之所以令人担忧，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公开承认或表示去与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各方注视的焦点，是新内阁将如何修改和平宪法，及如何把现有以和平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教育基本法”抛弃掉。由于安倍内阁自我定位十分明确，不少日本政论家索性称之为“安倍修宪内阁”。在安倍及其兄辈与叔辈的智囊看来，只要宪法修改，日本从此就如脱缰之马，什么“集体防卫权”是否违宪、参拜靖国神社是否与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有所抵触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一了百了。
修宪宛如解除戒酒令
所谓“和平宪法即使修改，和平精神将依然存在”的说法，不消说，那是百分之百东京对外宣传的标语和口号（今后必将成为宣传重点之所在）。试想想，在和平宪法的大衣还未正式脱下的今天，日本对派兵海外已有那么高的兴致，一旦“不得拥有军力”的第九条被废除，自卫队可以名正言顺地改称为“国军”，谁敢保证“新皇军”今后之走向？
有关这一点，倒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5年前针对日本当时有意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时，有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李资政当时坦诚地指出：“大多数的亚洲人并不希望日本参加武装的维和活动。”他表示，让日本参加武装的维和活动，“就宛如给酒精中毒者含有酒精的巧克力糖一般。”依此类推，对于某些酒精中毒者来说，日本宪法的修改，其实就是向对整军情有独钟者开绿灯，解除了戒酒令。
至于安倍新内阁之所以把修改教育基本法视为其内阁的当前急务，这只要看看内阁中相关成员及首相辅佐官等与“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密切关系，及他们对历史问题一贯所持的“皇国史观”，问题就十分清楚。日本新内阁对百年大计之教育改革方向，显然并不能单看作为教育基本法修改前奏曲的“教育重振会议”成员的面孔是否“多姿多彩”，就轻易下定论。
核武装论由来已久
在朝鲜核试验之后，尽管安倍首相及时重申日本“非核三原则”不变的“官方谈话”，但与此同时，负责制定政策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及外相麻生太郎却相继发表或支持诸如“讨论核武器问题并不违背宪法”，或者“在现宪法之内，日本也可以拥有小型核武器”的谈话。尽管这些言行在此刻被认为是“不够慎重”和“容易引起误会”，但实事求是的说，不管是在自民党或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党内，类似的看法和言论其实是屡见不鲜。
早在1970年，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还在担任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时，就曾抛出了第一个防卫白皮书，公开宣称日本即使拥有小型核武器也不违背和平宪法禁止日本拥有军力之条文，而引起日本国内外舆论之哗然。22年后的2002年，现任首相、时任内阁副秘书长安倍晋三在早稻田大学演说时也曾亦步亦趋，重搬此“小型核武器合乎宪法论”。
无独有偶，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时任内阁秘书长，在前一阵子还一度被日本传媒炒为“鸽派”的福田康夫在国会发言时，也曾表示日本在未来有修改“非核三原则”的可能性。足见在日本的政坛，嗜好核武装论者大有其人。
至于被视为安倍智囊的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更于上月间和评论家日下公人等合著了一本题为《“日本核武装”的论点》的书，清楚表示核武装论不仅可作为对朝鲜和中国，也可作为对美国的一张有效的王牌来使用。
（吴注：核武确实是个大问题。朝鲜捅了乱子后，中国多少有些暧昧纵容的嫌疑，美国则采取不承认朝鲜为核俱乐部成员的鸵鸟政策。日本若是当真宣布要往前走，国际社会能拿出多少强硬有效的刹车措施？核武本来就不是真打算偶尔使用的武器，但它确确实实是强有力的顶级威慑力量。但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的姿态太过平和，宣称不首先使用绝对是自缚手脚。如果日本将研制拥有核武作为国策，中国也应该顺理成章修订现行政策，声称在必要时有权发动核攻击，打击对象或可仅限于军事目标。那样的话，至少在钓鱼岛或海上油田等争端中不必太过担心北洋舰队不能争气。）
“平成妖怪”现身说法
当然，对于世人，特别是双眼盯住日本是否有意自己开发核武器的美国，安倍不敢采取有如他对邻国“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般轻率而傲慢的含糊态度。但他及时“明确”重申遵守“非核三原则”，是否就能打消白宫对东京跃跃欲试的猜疑及其对“核武装骨牌论”的担忧？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今后将会有何调整和变化？恐怕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不久前，对于安倍上台后处理中韩问题与靖国神社问题的含糊态度，有“平成妖怪”之称的中曾根康弘曾著文大加赞许。他称允安倍将“国益”置于“个人的信条”之上，犹如他当年（1985年8月15日）在参拜靖国神社（引起轩然大波）后就停止参拜一般。
中曾根的这番话，当然不是说他曾经或已经改变了自己“个人信条”的鹰派立场，而是勉励和教导“昭和妖怪”岸信介的外孙安倍要善于玩弄战术：在无法一次到位时不要着急，有时也不妨“豹变”一番，等待良机。在中曾根看来，像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那样不讲战术的横冲直撞，频频突破禁区，固然有其功不可没之处，但有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忘记了战略目标之所在，并非上上之策，不足为范。
且看“昭和妖怪”孙子在聆听有“风见鸡”（即望风转舵的“风向鸡”）之称的“平成妖怪”的训导之后，如何专心一致朝往修宪的大航道，驾驭其豹变但刻有深色鹰标的“安倍丸”（丸者，船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