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评：我敬佩自称为“中国最著名退休女工”的王炼利。不仅是对她在艰苦条件下熬出的成果，更是对她在数十年内一以贯之的努力。残酷的现实是，尽管努力且有成果，在“体制”之外的她，还不能“体面”地生活。当她看到美国能淡化种族问题，而中国却加重社会阶层的分化时，这个小心提防着不能把自己“写进监狱”的退休女工还是慨叹“象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之梦想难以成真，因此斗胆控诉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不将人当人”。
奥巴马梦想为什么使我流泪
摘自王炼利：《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写给杨恒均的一封信》
奥巴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当上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改变世界不重要，重要在于世界会因为奥巴马而改变，或者更加确凿地说，美国已经因为奥巴马的当选而改变。美国曾给了很多人梦想成真的平台，这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公开的奥秘。今天，美国真真实实给了黑奴的后代梦想成真的平台，这便是美国继续维持强势的最简单的理由。
有梦，才有希望。但有梦，未必能成功。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如果有梦，并且为梦想能付诸实现而付出了全部青春、大半生精力后，梦想实现的概率，是美国高，还是中国高？“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为一个最起码的梦想奋斗了几十年之久的我，不得不这样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能充分说明在美国实现梦想的概率高。登上月球，是人类向自然挑战迈了一大步。奥巴马当选，是人类向心灵魔障挑战迈了一大步。全球，都看到了这一大步。
种族问题，在美国也许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有一个梦想”以奥巴马当选的形式实现，意义非凡。回头看中国本土，主要的问题应该不是种族问题。那么千千万万中国人再努力，梦想也难以成真，这又是为什么？
美国的种族问题能淡化，是美国其实已经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逐步实现了种族融合。只有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种族融合，才是种族问题得以淡化的真正根源和社会基础。而当今中国，普通人很多最起码的梦想难以成真，是中国人的社会阶层壁垒越来越鲜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间几乎没有了通融的可能，这是比美国种族歧视更加鲜明的阶层歧视。是这种阶层歧视，使得中国普通人再简单再朴实再起码的梦，都做不完美，做不成——更别说实现梦了！
从十八周岁开始，我就有这样一个梦：象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为了这个梦，我奋斗了几十年。我的努力，超过奥巴马为了当选总统付出的努力，这是毫不夸张的，这就是我百感交集的主要原因。我的梦想实现了吗？
我不知道。
1969年底，刚满十七周岁的我只因为抄唐诗、读世界名著被人揭发，就上挂“四条汉子”、下联“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XX厂的典型”遭批判。我抗议这种“批判”绝食三天导致晕倒，竟然被诬蔑成“精神病”，并无中生有编造了“精神病”起因：1.看书中毒太深，变成精神病；2.子宫切除了，不会生孩子，想男人想出了精神病。想想吧，一个女孩子，无论“精神病”还是“不会生孩子”，都能断送她一生的幸福。我想逃离厄运，但我逃离得了吗？连我想调到郊区和“三线”去工作都不让呀！（吴注：跟身为独生子女，但因“一片红”政策而被逼插队落户的我相比，至少在能留在上海工矿这一点上，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个渡江战役时的解放军营长发现了车间劳资干部在为我办调离的手续，就发话：“不能让她走，她能说会道的，长得又漂亮，调出去会迷惑人的。”我仰天长叹：天哪，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能迷惑人的精神病！你们到底是因为我有“精神病”不让我离开，还是因为我能“迷惑人”不让我离开呀！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1971年，就读云南大学日语系的机会被剥夺（云大来厂挑选了两个未满十九周岁的，我是其中之一）；1973年，就读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机会被剥夺（由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委托招生，我顺利通过面试）；1974年，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被剥夺；（1974年春我在车间大会上有过两次发言，老师傅们评价：“这个小姑娘肯定没有毛病，她说的话党支部书记都说不出来。”正值推荐工农兵学员，全车间工人师傅推荐了我，我的名字上了红榜，但却没有上报到厂部，车间领导放话：出红榜是为了照
1979年，我在结婚后的第十个月生下了儿子——“子宫拿掉”的谣言自然不能成立了。然而，“精神病”的帽子仍然象恶魔压在我头上——“精神病”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让你得你就得你就能得的病！好在中国底层社会“凭良心做人”传统道德还未被破坏殆尽，1985年内，厂里一位正直的劳资科长刚上任，就将我作为文革中遗留问题的特例调出到了另一家船厂。为了能使我脱离苦海，这位劳资科长接受了对方厂提出的苛刻条件——对调进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交换！
从1969年到1985年，我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就这样被当成精神病人！即使我调出了原来厂，但我还是在船舶工业系统，我新调入的那个厂在一个星期后就知道了这个传闻！我终究无法逃遁被当成“精神病人”的环境。直至我的才智一而再、再而三在新调入的厂里超常发挥，我才总算摆脱厄运！
八十年代中后期，组织系统曾经销毁过职工个人档案中有关“政治帽子”和不实之辞的材料，好些老职工到这时方才发现，多年“不被重用”原来是“档案”作祟。（吴注：我在农村插队时想参军，被告知父亲有“严重政历问题”而政审通不过。父亲其实是主动告知上海沦陷后曾逃往郊县参加过“忠义救国军”类队伍并见过杀人情景，而后留下“污点”的。他也在1980年代初被告知可被“正常使用”，并获派驻港工作。）我担心自己的档案也被做过手脚，特请一个私交好的人事干部查阅我的档案。虽然给了我“没有黑材料”、“也没有精神病记载”的回答，但我终因不放心，在1996年自带档案去新的工作单位时，我用小指挑开档案袋下口。（吴注：胆子可不小。我插队回城时可是把档案袋奉为神明，不敢轻动的。）于是，我看到自己自1968年中学毕业时到1996年的全部档案内容。虽然的确没有见到我最忌讳的“精神病”记载（不清楚是本来没有，还是与我私交好的干部发现后抽掉的），但有一张纸张发黄字迹变淡的条子，上面只有一句话“家里（父母）吵架时说她是领养的”。我的养母1970年逝世，“吵架”最晚只能发生在距离1996年有二十多年的六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母吵架的内容都作为“我的档案”“单录”进来。可想而知，档案管着的每一个人，既可能因档案而被青睐，更可能因档案而断送前程。对于后者，理想，就意味着是不能实现的梦——我们还能做什么梦！
我的遭遇，只能发生在将人当成工具、将人当成螺丝钉的社会——这是承袭了千年“不将人当人”传统的社会。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王炼利写的东西不错。中国税务出版社社长张木生就告诉他“王炼利是个普通退休女工”。刘源说：“不可能吧？”张木生说：真的。现在，我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如此而已。
但我不甘心。我正在写一篇重要文章，内容有关中美两国金融经济实物经济对比，我从一个别人没有涉及的角度写。材料都齐备了，唯独要将这些材料配出色香味俱全的大餐。这是对我的挑战，但我必须挑战自己，我必须这样做。必须这样做，没有什么崇高的说辞，理由很不上台面：因为我还一无所有。而凭我的能力和执着，凭我的聪慧和悟性，凭我的付出，凭我已经出了的成果，我不该一无所有。
现在我还是一无所有，因为我的身上打下的是平民印记。虽然我一直努力，虽然我被当成贱民后就开始了自学的历程——不分文理的、以系统性长学问为目的；为使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不使自己真被逼成“精神病”为目的——但是，由于中央组织部自1984年以后就对“工人转干”不予编制内的承认，所以，虽然我在好几个“以工代干”岗位上作出了非常的成绩，终因为不是国家编制内的干部，导致在生活水平上，至今只能处于“弱势群体”状态！（吴注：我倒是通过高考换得“公家人”身份了，却因自以为有能力独立自由，游离于组织之外，结果也落到“弱势群体”状态。）所以我感叹奥巴马：他可以从奴隶后代的身份改观到美国总统的身份（吴注：奥巴马可不是黑奴后代，其母是白人女性，其父或有非洲太子党之可能。），我只不过想做个活得体面些的平民（前半生是想活得有尊严），都办不到。
穆军有句话我影响深刻：“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打不赢官司，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没有指望了，为了不让中国老百姓断了念想，我不为钱也要把官司打赢。”同理，象我这样几十年奋斗、并有能力奋斗的人，连奋斗到做个体面些的中国人的目的都达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如果问我，做个体面些的中国人是什么意思？我只想说，作为一个靠退休工资生活的退休工人，是难以活得体面的。我至今不能体面生活，不是我不努力。我34年连续工龄，国家没有供过我一平方米的住房，到我退休时，我取出的全部住房公积金是人民币4600元（四千六百元），我能体面吗？（吴注：房改前，我虽然没有分到房，但至少还有希望。房改后，面对五位数的高房价，我的房改补贴只能换取一个马桶的面积。）2002年12月我满五十岁办退休手续，当时退休工资是825元，目前的退休工资是1500元不到，我能体面吗?
而我是为我的国家作出贡献的！1994年，拥有上海市审计局颁发的审计岗位证书、在“全厂审计一支笔”岗位上已经为工厂核减费用360万元的我，只因为拒绝在一份工程实际发生费用与决算报价相差近十倍的“竣工决算”上签字，识时务地主动从国营船厂辞职。以后，无论我在私营企业还是在上市公司工作，都为那些企业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2002年底退休以后，不说我写的那些轰动网络的涉及房地产和民生的文章，光是2006年春天那篇四万字、十八张数据图十五张数据表的《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失》，文章刚发表，就得到财政部重视。国家税务出版社社长亲口告诉我，财政部长金人庆曾要了此文多次、要了多本，让财政部有关官员和职能人员读；今年9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李命志也向我索要了电子版。但是，这些“衙门”与我有过任何沟通吗？没有！我去信“讨说法”——你们可以反驳，我欢迎你们反驳。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不理睬你”——那你们何必兴师动众要我的文章？
是因为我的文章没有价值吗？如果我的文章没有价值，那么，我就该关进国家监狱！因为我文章中的每一个论点单挑出来，都可以冠以“蛊惑人心”、“造谣惑众”的罪名。只是我引用的每一个数据其来历都具权威性，我采用每一个数据都不敢掉以轻心——我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每一个数据带出的结果，我都要反复验证，如履薄冰。这样的小心谨慎，我才安然无恙！经我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振聋发聩的，却都不是信口开河的——我守住底层社会的“政治智慧”——不能把自己“写进监狱”！因此，当我敢下这样的结论：上海人均建筑面积“平添”出13.3平方米（2005年）！却不见统计部门出来“辟谣”和有关部门指控我“破坏稳定”！
这些都说明，不是我的文章没有价值，而是写这些文章的“我”的价值，不被我们的体制认可！好些“搞研究”的人虽然很自负，但他们喜欢“热闹”，就未必研究得过我——2005年，原中国体制改革常务副所长看了我电脑里涉及中国经济各个门类的数据库，就对我下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在搞研究”的评价。我相信在高层领导岗位工作过的他，下这样的结论自有他的理由和根据。而我，一个编制是“工人”的搞研究，理由就是一个——在一系列民生问题上，中国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解不了我的“惑”；动因也是一个——我认定自己的研究能力决不在那些虽然有话语权但解不了我的“惑”的专家学者之下！我之所以“研究”，是因为我具备了研究的天赋和实力，是因为我“能”研究！当然，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是国家认可的“干部”，他们有头衔有光环，媒体还不断捧着他们；而我因为是工人编制，一些记者来采访我，不是着眼于我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仅仅是出于对我“工人身份”的猎奇。这样，媒体的宣传反而大大降低了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价值。我不会忘记早在2003年，一些报社记者看着我的文章在赞叹“好文章呀！”的同时，不无遗憾说：“这些文章若是吴敬琏写的，就轰动了！”好象吴敬琏是个人物，我就不配为人物！我偏不信这个邪，2007年冬，穆军特意安排我与郎咸平见面并共同进餐。我一看郎咸平递我的名片上就“郎咸平”三个字，而我递给他的名片上，也就只有“王炼利”三个字——瞬间，我为自己骄傲自豪——郎咸平固然有名，但我不用仰视他。（吴注：我曾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在自我介绍时去掉“XX单位”的前缀而直称自己的名字，但我切切实实地失败了。中国是很认势力范围的，再强的个人也难免要靠边站。）他有他的长项，我也有我的长项！
我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怎么就那么缺乏马克思的味道！（吴注：我也读过不少马列原著，不过早就放弃了教条思想。不过书并没有白读。从中学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以成人头脑速成中学课程以应对高考，着实起到了积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的人道主义体现在哪里？老实说，我在我生活的国家，几十年了，觉不出有多少马克思的味！“马克思的味”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味！
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路上不断创造条件的结果！奥巴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就象诺贝尔奖不可能产生在1949年后的中国学子中间——培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与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培养手段也不一样——前者是强调“专才教育”，后者却需“通才教育”。 （吴注：我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对儿子多少有些影响。他在国内成绩属中间偏上，在香港和美国却是全A。可惜眼红国内少数人轻易混成的好日子，留美工作了还总以为回来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其实该想得长远些，就算自己能更进一步，再下一代呢？中小学十二年里至少各有一年是为升学考试而陷在题海中，熬出头了也不过是优等答题机器。再说，中国就算十年后GDP赶上美国，留下的不过是遍地的危楼破路和污水废气。GDP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拿早已被甩在后面的俄国作比较，其可用资源和积存军火就不是高速发展的中国所能匹敌的。GDP只是政府数据而非百姓收入。就算能在若干年后两倍于美国，我们后代的生活水准和发展机会，就真能与美国民众相比了吗？故土虽好，可叹上梁不正，虽有志士而无力补天。留根在异乡，未必不是立身育后之救国曲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