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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初开始访问网上论坛，间或也发表一点谬论。积少成多，好像也略成气候了。于是，这些杂七杂八的笑侃胡说也就给搬来，成为我网上全集之中新添的一个角落。
咬文嚼字 笑侃杂谈 因人施教 历史风云 时论政见 谈股论金 房改弊政
何其愚也。搞学问可不能一厢情愿。
英文中的computer只是将compute（计算的动词形式）后面加了个字母r，变为名词形式，就完了。
要比键盘输入，8个英文字母总比3个汉字快吧？
入声应该是一种短促无调的发音方法。它并没有绝迹，如在沪语中的“赤佬”两字就是。
侯宝林号称能说多种方言，但他这北方人在短促发音上就过不了关。赤佬的赤字，发音似“策”但短促似爆破且声调平而不扬，侯老先生所学发音近乎普通话中的“雌”字。这语言大师其实也是只能在北方卖弄的。
你好像是南方人，本地方言中应该也有用不同于四声的类似发音方法的吧？
之二：
莎士比亚的英语就与现代的大不同，何况我们的秦汉唐宋？
最烦的就是历史剧装深沉，把部分汉字读成古音。从音韵学说，可能有它的道理。不过，那么多汉字中，单挑出几个来显摆，有没有必要？首先，你这只是用古音的规律，换用另一个现代汉字发音去读，换读的那个字音可能就与古时大不同。二来，你只能换用个别字词，换多了写成字幕都没法让人懂。其三，就是字和词都换了，句子结构呢？既然不能全然复古，何必单挑几个，为显示有文化而装
得非驴非马？
作者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汉字是否走拼音化道路与汉字的计算机输入方法是否用拼音方式并不是一回事。
我已习惯用键盘输入英文字母，因此，拼音方式能让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即用英文键盘输入汉字。再友好而高效的字形笔画输入方法，都必须先死记硬背活用方法，再把相关的字形笔画部件转换成英文字母。这就多了一道程序。
戏说拼音输入错误：在港台报刊网页上看到把“争气”写成“蒸汽”的，就知道作者是大陆人或新加坡人，因为港台多用仓颉输入法，不会出现上述错误。同样，如果有上下文发现应为“争气”而错成“珍奇”的，就会猜测作者可能是南方人，因为她分不清前后鼻音。
各种中文输入方法争来斗去，都有优缺点，要从中挑出一家最优的也不容易。就像高清电视制式，上交大与清华互不相让，结果中央台还是用了国外标准。中国人的家务事，难！
之二：
汉字的结构太复杂，笔画在整个字中的书写顺序又不容易找出规律。因此，如果要让输入方法符合汉字的书写规律，则方法一定是低效难学的。从四角号码到仓吉五笔，各路高人都花费了不少心血。如果不能设计出一种更为科学的软件方法，用计算机去寻找及优化，要想设计符合书写规律、同时高效便捷的汉字输入法，应该是不可能了。
之三：
我意思是，这么多路都给摸索过了，单靠几个人冥思苦想，应该很难创造出革命性的汉字输入新方法。要说可能性，或许只有活用计算机，通过穷尽所有可能方法，逐字比较总结，才有可能推陈出新的。
之四：
其实要能从脑电波中检出所想汉字的笔型，则更快更省事。
不过，方法虽然好，可会累着我等白字先生。如果用拼音，一时记不起的字可以逐个找出来。就是检错字，读者也可能转个弯猜对了。要是光靠笔型，文中错字一定会更多。读者会错意也罢了，文字监查当局若有误解，作者可要玩儿完。
繁体字是从象形文字抽象简化而来的，简体字是从繁体字的行书和草书写法中抽象而来的。如果要坚持古人的文化，我们不如都用画画代替文字，用扳手指代替计算机得了。
之二：
古文也在变化中。我读宋代的《资治通鉴》大致没问题，读汉代的《史记》需要猜测，读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得靠注释（尽管时时怀疑注释的准确度）。不能说汉宋的两位司马先生在文采和意境方面 都远逊他们的古人吧？
不重视英语不行，但将英语置于汉语之上，则完全没有必要。其实，这也只是一种误解。我一向牛哄哄地号称人分三六九等。有机会外向的，当然必须学好英语；其它的，包括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
我们的政府和舆论总喜欢摇摆于两个极端。一搞申奥申博，就宣传社区大娘也热衷学英语；一搞评定级别，就要求普通的技术政治干部非得考试过关。
很久以前就感觉到，中日俄因为用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应付大学以下的课程学习，本国语言与英语的差距也较大，大众的英语水平比一些小国差是完全正常的。欧洲大陆的几个语言大国如法德西也相似，尽管其语言结构与英语的差别可能更小些。
我的态度是，不鼓励人人都学英语。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汉语过关（对常见诊治科技话题能够熟练读写）的还不知是否过半数。还有，为了提高大众的文化程度，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加汉语的学习难度。
之二：
我想，尽管嫌犯还不能被认定为坏人，但人们起码也还没有必要尊敬他。因此，不应该使用含有尊敬意味的“您”，而公安司法甚至采访人员在审讯或讯问过程中，，也没必要客客气气地“请”。
北京话过分客套是习惯，但北方和南方大多数地区的国语并没有尽可能使用客套词语的习惯。因此，用中性的“个”、并且省略“请”是比较正确的汉语使用方法。
之一：
赞同你的“实用主义”“总要淘汰什么衍生什么”。
语言是流动和生活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忘掉过去，向前看。美国人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将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改成动画版的《狮子王》。而我们的国粹学家总是坚持不能改造汉语，在二意性的多音字之外还要保留许多地方性的甚至是古人习用的多音字，（前者如将铅山读作盐山，后者如将说服读作税服），再者，中文里头不能插入西方文字字母，等等。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我们不能放弃老的，又要随时增加新的，儿孙们的语文课本又要厚重许多。熬成驼背近视眼，能把这些都学全倒也算了。要是没法学全，人人以讹传讹，真要弄到语将不语、国将不国的地步？
太夸张。我这是杞人忧天了。
之二：
说得极端些，“您”字和数词中的“名”和“位”甚或都可以取消。我自己虽然还坚持分清“的得地”，但也接受现在青年人的一概都使用“的”。花这许多绕口令的时间，虽然多了些文化遗产，但记忆背诵或会影响开拓与创新的冲动。减少部分学了考过便忘的死知识，把时间还给孩子，给他多一些玩耍和天真吧。
还应该道歉，我和部分网友一样，曾将斑竹网名中的后一个生僻字看错写错。其实，这也可作为我的中文汉字应该简化的理据之一。
汉语历史悠久，尚文采重礼制。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出发，好像有专家能轻易比较出英语等西方语言既粗鄙简约，又效率低下。不是吗？光说数词，我们有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教材都不能囊括的一大堆，而英语只有寥寥数个；比较文章的篇幅，用大致相当的印刷字体，英文的行数多半为中文的一倍半到两倍。不过，汉语虽有文采，学起来可并不容易。就是一些或资深或首席的播音员，也经常会闹些小笑话。
要比较两种语言谁更精炼，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起码文章行数的长短并不能直接说明问题。假设有一种语言，其文字的繁杂程度超过现今所有语言的总和，乃至我们常用的每个句子，在这种假想语言中都能找到对应的某个字或词。那么，用这种假想语言所写文章的字数和行数一定只有汉语的若干分之一。文章倒是精炼简单了，但要记住的词汇量或许是汉语的数十倍，聪明人穷其一生也难掌握足够用的单词。既然学习时效率不高，使用中也未必能够体现高效率吧？
中文的数词实在是丰富得过了头。就说英文里仅有的不多几个数词中的piece，我们就可细分成片、张、枚、段、条、块、件、篇、幅等一二十种。再说那英语中没有的，我们光是表示人数，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与场合，分别使用个、位、名等。
汉语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规矩。第二人称单复数通常为“你”和“你们”。但对于受尊敬的对象，却都只用一个“您”字。因此，无论是对大爷大娘或是亲爱的老年观众，如果说“您们好”，就会让人觉着别扭。
在放弃文化革命的斗争哲学后，社会和个人都崇尚文明礼貌。但要注意的是，文明礼貌也得讲究尊卑上下。如果对小朋友或者嫌犯称呼“您”，如果在介绍负面人物的人数时使用带有敬意的“位”和“名”，如果对罪犯提要求时也用“请”，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精炼和文采都需要花时间锻炼而成。让人自豪的优美语言或许需要我们在学习时付出更多的努力。当代媒体对人们的言谈举止和知识水平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相关从业人员应该兢兢业业，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争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良师益友。随便说错话，闹笑话事小，误人子弟可大不应该。
之二：
想说的主题是：汉语的效率并不比西方语言高，要掌握好很困难，就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也经常会出错。（像我这样本来就不甚了了，偏偏要滥发评论的更是这样。）
汉语和英语的词汇量不能简单比较。将汉语用有限的字组织成的词汇总起来，应该比英语的词更多。汉学家辨称，我们用字组词的效率很高，其实，英语的词汇何尝不是这样。某个词汇的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等等的形式，大致都可由词根按照一定的规律推出来。中国的GRE青年背熟厚厚的一本词汇表只需用几个月，每天不过花一半时间。你我从三千个常用字出发，要背熟相当于GRE词汇量的汉语词汇，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
小孩子说话的内容有限，用不了多少词汇。上小学后才开始吃苦头。中国孩子光是花在记忆汉语中的那许多多音字、以及有必要或无必要的数词上的时间，就够西方孩子玩上半个学期了。
之三：
我的本意是：中文和日文等东方语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说法分为谦恭、尊崇、以及中性等多种形式，如果掌握不好，不如就用中性的，谦辞和敬语的滥用是很不得体的。
新闻报道时，对施暴者、受害者、围观的路人、打抱不平者、乃至挺身而出的英雄，完全可以全部采用中性的“个”字。没有必要分出左中右，对好人加个“名”或“位”。更不能不分好坏都尊称“位”。
敬语只能用于尊者。对嫌犯和幼童称呼“您”是没来由的。
谦辞只能用于自身。电视剧中常见“欢迎来我的舍下”，甚至“我的拙荆”或“我的贱内”，其中的“我的”全是多余。试想，舍下、拙荆和贱内都是谦辞，能用在你或他的身上吗？
别人用客气话，你在回应时就不能随便沿用。我曾经邀请朋友“光临”我的个人网页，有位博士小姐回答“一定光临”，就有语病。随便什么人，答应去别人家都应该用“拜访”，“光临”时只能用在欢迎别人来我家时用的。
举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表白自己多掌握了几点细节。我的本意还是：东方语言中虚伪客套的成分太多，因此降低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效率。教师和传媒要特别小心，没必要和搞不清楚时最好用中性词汇。滥用和用错谦词敬语，无疑是误人子弟。
之四：
俄语不知怎么样，起码方块字的汉语和含汉字的日语，应该比拼音文字难学许多。拼音文字只有数十个字母，由此组合成的文章当然会比用数千个方块字组合成的文章长一些。如果发明一种包含数万、乃至数十万更复杂的平面或立体文字，用它写出的文章，一定也比相同内容的汉语文章更短。原因只在于，单个文字所包含的信息量更多，文章所需使用的字数自然就更少。但要考虑学习时间。26个字母比50音图容易学习记忆，50音图又比数千个汉字容易学得多，而我那假设的字数更多的复杂文字也许花掉人的一生也无法掌握。中国的GRE青年背熟厚厚的一本词汇表只需用几个月。回忆一下我们从几千个常用字出发，学了多少年，能用的汉语词汇，或许还超不过GRE的词汇量。
汉语的常用字虽然不多，但它和英语的常用词汇量不能作简单比较。将汉语中有限的常用字组织起来的常用词汇总量，应该比英语更多。汉学家辨称，我们用字组词的效率很高，其实，英语的词汇何尝不是这样。某个特定词汇的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等等的形式，大致都可由词根按照一定的规律推出来。英语中也常见将两个简单词汇串联起来，或在特定词汇上加前缀后缀等方法，合成新的词汇，这跟汉语的用字组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5年12月4日 对热论FaceBook创始人捐出99%股份作慈善的评论
对扎某得女捐股的热论，无论是有知还是无知，都是吃撑了的：随便做点什么事，或者什么都不做，都好过把自己嘴巴挂在别人的身上。
2013年9月12日，不信医生信自己
看到网上转载的《当代癌症治疗的惊人内幕》一文，颇有同感。
现代医疗检测技术，可以查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病症或潜在病症。对于早期治疗而言，当然是好事。但要记住，不是所有的病症都是需要治疗的。人和机器一样，带病工作很正常，保养到挑不出毛病是没必要也没可能的。这就要权衡，该治疗的不要拖着，但医生为其利益而提出的建议必须谢绝。
试想一下，每个人不都是忍着头晕眼花、鼻咽肿滞、心虚气喘、血压超标、脾胃不适、肝火肾虚、筋骨乏力、关节酸痛之一种或数种，一天天活下来的？也没听说有谁把身上的所有病痛都给治愈的。既然老毛病都能忍着，又何必对那些新被检测发现的病症担心过度操之过急呢。
老话说，是药三分毒。新检测手段免不了遭受辐射和破皮出血，新药新治疗手段也都不能避免在对被诊治的病灶起积极作用的同时，误伤周遭的组织器官。
因此，千万稳着点，就算绝症也尽可能保守治疗。因为越是积极治疗，波及周边、误中副车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新发明的治疗手段，对其多年后的病情反复或后遗症的了解就越少。
不信医生信自己，尽人事由天命吧。
2013年8月7日，南水北调不着调
靠海的浙江干了，
拥湖的湘赣旱了，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没水喝，
天府四川种不得田，
据说今年是南旱北涝。
看来老天都觉得南水北调不着调，
见民意上不去，
只得下达天意了。
2009年10月24日，对长寿秘诀探讨之我见
有的说长素，有的则食必有肉；有的说要运动，有的则说累了就得休息。其实长寿没秘诀，该你的就是你的。
老了就是老了，多活几年也没太多意思。巴金百岁还挂着文联主席的身份，多年牵挂着要建立文革纪念馆却没人搭理他。钱学森年年都有主席探视，眼见着病床上架着炕桌堆满了文件资料，但也好似只有回答“好、好”的能力。
依我看，八十岁以后的生命质量极差，长寿是可有可无的。多少人为了长寿，在年轻时每天花几小时锻炼。就算锻炼时间占除吃睡之外的十分之一，即能延长十分之一的寿命，那又如何。多活那老态龙钟的几年，还不如在有精力时把每一分钟都活个精彩。
2009年10月24日，对罗列某历史剧失实处的劝解
哪部历史片不是胡拍的，用不着那么认真。
抗战中的一个小战例，七亘村两次设伏，在歌颂刘伯承和陈赓的两部电视剧中分别说是这两人主导的，在亮剑中又说是胡编人物李云龙的功劳。
井冈山原来是王佐、袁文才的，陕北原来有个刘志丹，都在欢迎过江龙毛主席以后受冤枉被清理了。还不如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人家好歹还动过花钱礼送天王晁盖的心思呢。
2009年10月22日，对批评高价路牌的共鸣
GDP就是这样抬起来的。
不但是政府，公交公司也在闹腾。公交路牌原为20*50cm左右的横排子，挂高了的确有些看不清楚。前一阵刚换成带视频广告的墓碑状，每个站点成本估计要几千，连利润带回扣肯定也得上万。今年又添新花样，在墓碑旁再加立柱式站牌。就那一个站，就那几路车，并排搞了三套路线站名，是为了三头六臂的哪吒提供方便？明年还有“城市使生活更糟糕”的世博，是不是还得添上几套联合国官方语言的牌匾？
原想给文中的天文数字挑点错，未找见毛病，却悟出几点感想。
去年人均税前利润55万美元，加上人均花红近45万（由今年花红及四成增量倒推而得）及其它成本，人均创利应远超100万。对26人的精英团队来说算不了，对2万6员工的大公司来说真是令人咂舌。
今年人均税后利润近36万，人均税前利润可有83万（由去年税前利润及五成增量推得），除个人所得税外的政府人均税收就有47万。金融行业的确值得发展。
今年人均税后利润近36万，公司居然舍得发放人均62万的花红。效益极佳时的工资奖金成本估计占到收入的三到五成，员工敢不尽心效命。
儿子已经来不及转行，看来应该建议其考虑让再下一代选择金融行业的可行性。
读过十数篇叶氏博文（http://yetanyetan.blog.sohu.com/），很喜欢，曾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冒昧转载了三篇，但对本篇有不同意见。我不是石化界关联人士，只因为业余投资或投机而关心过中石化，自以为在立场上还是客观的。
我在相关数据分析的方法和资料等方面，了解得并不比博主多。虽然不能提供什么建设性意见，但想通过挑出博文中的少数薄弱环节，提请博主尽可能注意小心求证。
首先，文中20、60和40美元的成本、售价和利润、以及20%、80%等比例都太随意，由此得出的估算结果不能定量说明问题。如果只打算作定性分析，瞎算不如不算。其次，中石油中石化并没有随市场情况增减炼油量的自主权，但它们又都是需要对股东有所交待的上市公司。两家公司的产炼比例不同，子公司的产炼分工也不同，由国家右手抽税左手补贴也无可非议。再者，在周期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公司经营往往需要在低潮时咬牙亏本经营，甚至增资扩容，以期在高潮到来前增加市场占有率。所以，“四处投产炼化项目”并不能“说明投资回报率不菲”。
中国三家大油商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价格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成品油价格更是严格受管制。央企在社会职能上亏损也得炼，但这绝不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一矛盾间接表明中国并不真正处于市场经济地位，当然这是题外话。
瑕不掩瑜，叶氏博文吸引人，有可读性。但自己在挑选当今的海量信息时，常因某人某文的疏漏，而减轻对其它文章的关注重视程度。希望博主能在不失锋芒的同时，尽可能严谨持重些，为读者多留些可信可读的好文章。
乱哄哄的天下，不但是君择臣，臣也择君。
你让名将来指挥一帮烂兵，照样会打败仗。名将还会被烂兵坏了名气，下回去猎头公司报到时，很可能身价大跌。
别说稀有的丁克，就是泛滥的丁克，都未必有兴趣接中国队这个烂摊子。
很喜欢能够看到非洲队爆冷门。但是，非洲队进攻组织上配合太差，得分要靠偶然性。攻防抢劫时的出脚和挤撞也稍嫌粗野。
喜欢看英格兰队员在首场中，为了躲避铲球而跃起的避让动作。但若对手是那些不在欧洲强队踢球的非洲球员，恐怕躲也躲不及，再金贵的腿脚也免不了受伤害。
如果是体育官员，关心的当然是哪个国家的球队或球员捧杯。但大多数球迷最为关心的只在于比赛的精彩程度。在中国，世界级男篮赛事肯定不如MBA吸引眼球。
换一个角度，从国际篮球的比赛规则都在跟着北美变化，也能看出，小范围的精彩比赛比大而无当的国际赛事要强得多。
从照顾亚洲的代表性考虑，分配一个名额就够了。但若有球队愿意脱亚入欧，应该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参加欧洲区的预选赛。
如果亚洲球队能在欧洲预选赛争得决赛名额，则表明亚洲足球确实在进步。如果争不到，当然没必要为了搞平均主义而降低世界杯的水准。
回想一下，中国乒乓球强盛的时候，是否愿意减少自己的参赛名额，把它让给其它国家，从而使锦标赛和杯赛更能照顾到各洲的代表性呢？
又：
其实我并不是要让欧洲杯代替世界杯，而是建议逐步废除为亚洲和北美球队分配过多出现名额的配额制度。
靠实力，巴西和阿根廷都可以在没有配额的预选赛中晋级。但由于南美的有限配额，阿根廷好像曾在某届预赛中差点翻船。
凭非洲队的实力，他们的出现名额不应只有欧洲的1/3或亚洲的5/4。要是现在就取消配额制度，估计欧洲大体不变，非洲和南美应能增加席位，亚洲和中北美的露脸机会定当减少。
这样的话，世界杯会更具备代表性，也会有更高的观赏性。
一夫多妻制曾经存在过，是因为有过得以存在的条件；一夫一妻制的大行其道，一是制度使然，二是平均分配主义的支持。
现在人们再说什么多妻制会让穷人讨不起老婆，似乎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实际状况。是人都需要住房，需要医疗教育和养老，你不满足，能跟国家吵着要吗？能，但是要不着。是男人都需要老婆，也让国家分配？更别指望了。
共产党既已不再讲共产，当然也没必要再坚持一夫一妻制。历史是螺旋型发展的，从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制演变而来的，或许应该是相对固定的小范围群婚制。一个家庭中，并不限制有没有或者有几个现在意义上的夫或者妻。只要都是出于自愿，女权主义者又有什么值得坚持的呢？
关系自然更复杂，也更难于处理。不过，再简单不过的一夫一妻，这家天下就能保证太平无事吗？
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高招就在于，不搞偶像崇拜。他们所信奉的上帝和真主是只存在于信徒心中的。
你尊孔信孔，就在思想上信奉他，在行动上学习他。这和老人家的外貌又有什么关系？圣人本就有喜怒哀乐，老夫子的一生更是坎坷多于成功得意。两千多年后，无中生有的标准像如何能标准起来？
树立标准像出发点只有一个：标准像是我立的，我就是正宗，所有的商业利益就归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2006年2月6日，对一夫一妻制的联想
之一：
挑个错：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还没怎么进来的时候有稳固家庭的作用，好像看得太近了一点。
一夫一妻制可能是相信亚当夏娃说的一神教在西方的产物，而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多神教或没有明确国教的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历史上好像从来都不反对多妻制。
一夫一妻制当然有其合理性，现仍为国策的一胎生育制度、以及尚未严格施行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也是如此。不过细想一下，在这些制度中，不都有些平均主义和保护落后的影子吗？将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弱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上可能会制造落后，在实施中也免不了有漏洞可钻。而在中产阶级成为主体之前，因为大多数仍为群氓，简单民主可能造成多数落后人群对其它人的民主独裁。
之二：
的确是这样，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客观地认为精英和群氓都是平等的人的话，我们凭什么说土著部落是未开化和不文明的，并且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等都强行灌输给他们呢？
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本来就是从西方学来的。西方的婚姻关系似乎已开始从一男一女转变为任何两个人。以后呢，或许也不是不可以发展为任何几个人的吧？再以后呢，根本就不需要现在的我们去操心。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要说年和十年，就是百年和千年也可被看作是瞬间。因此，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我们所穷究不尽的一切一切都只是流动中的一个剖面。
之三：
跟我专业有关的某个中国行业规范，其内容都是抄自国际电联的研究文件。我曾发现，后出版的中国规范中的某个公式，引用的居然不是国际电联在此之前公布的最后版本中所列的新公式，而是最新修改前的那一个。我猜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国际标准中的最新公式，而是在抄完较早一个版本中的公式后，需要经过很长的反复讨论和批准发行过程，因此跟不上外部形势的变化。
把话题转回来。我并不反对稳定的一对一关系。不过，在我们把这一习惯认作道德规范时，应该想到这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如果再清醒一点，则还应想到，我们的学习过程很可能滞后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
只看过几天老子，对庄子的认识则几乎都是从他人文章中得来的二手货。不敢妄论，但感觉都说在点子上。
挑一点毛病：道不是故意走在儒的反面。据称孔尚曾问道于老。其实那是个思想开放而活跃的时代，争鸣中的百家都敢于脱开权威和传统，任自己自由发挥。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即便
庄学老和孟承孔，也都是不严守衣钵传承的。
之二：
老庄所处的历史环境，或许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段自由开放时期。不但士有尊严，下层人物也有尊严。就连相当于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公输班，也能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足印。
中国封建社会的持续强大与富足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主要的两个分别在于：有着适合农业文明的地理条件，以及有着适合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
有利也有弊。在大一统的背后，只许有一种权威，不同的声音均属异端邪说。但在大一统之前，各路诸侯都希望提高自己的实力地位之时，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希望招贤纳士，因此容易忍受甚至愿意试验各种新的思想和学说。在这种大环境下，想要脱颖而出的后吉士人，若不能开创新学派，也需要对师承作新的阐释。
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想这也许是身在繁杂世界中的外人居然会对中国的大一统奥运口号有好评的原因。（如果真像传媒所说的那样，因为我通常是不怎么相信传媒的。）对身处封闭社会中的思想活跃者来说，肯定更愿意为“多彩的（colorful，而不是only
one）”世界，发出缤纷的（而不是同一个）梦想。
之一：
图好，文更佳。
好的图文能给我新的体验，是自己的眼和脑的延伸。
凡人不可能走过所有的山山水水。感谢这众多好作品能让我等沉醉和震撼在大自然的美景中。
之二：
去过这两处。可惜是在俄历复活节期间，天冷，夏宫的喷泉未开放。
刚进入冬宫，走上第一级楼梯时，就给大理石的楼梯墙面和雕塑所震撼。可惜自己没有相机留下这个印象，也可惜楼主漏过了这一块。
其实北京人并不像你说得那么差。
总体说来，社会上的北京人要比衙门里的（其实更多是外地人）强一些，下了班的北京人要比班上的强一些，胡同里的北京人要比马路上的强一些。在胡同里问事，基本上不但热情还客气。在班上，瞧谁都像国家干部x品y级。比如在商场，售货员愣是不愿意中断“导弹轰台湾，过瘾”类宏论，
去为顾客介绍商品情况。在机关内外，公仆们在上下左右不同对象前的嘴脸就不用多说了。
不过，到哪儿都有不顺眼的现象。我就不信您在自己的城市就能事事都看得惯。打比方说，对于不随地吐痰的要求，我总觉着太高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环路左近，就能经常见到大老爷们随地嘘嘘。这样的国民素质，还嚷嚷着打台台，训日日，超美美？
上海人：
上海就像长江口的崇明岛，上海人就像积淀成崇明岛的泥沙。
上海原来只是个小渔村，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成为西方列强所选中的口岸。也由于它具有更强的半殖民地位，发展起民族工商业。
上海人中的大部分都是邻近省份移民的后代。留下来的并不是佼佼者，比较有眼光的多半在1950年代中期去了香港，又在1980年代率先携资金技术回沪发展。
当然，要说上海人，还得是留下来的那部分。其中有能力的，确如笔者所说，散布到全国各地，形成一个个小上海社区。最次的就是对新来上海占高职位赚高工资、但尚未学会沪语的外地人愤愤不平，对匆匆的过客及忍辱负重的民工施白眼的小市民。
不过，小市民有不平衡感也属正常。他们在文革时努力工作着，总觉得自己被迫部分承担着养活血腥武斗和居家逍遥着的外地人的义务。而现在，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值得平衡的补偿。不说别的，算一下“上海”的平均住房面积和“上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就能部分说明问题了。
曾经读过些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没有继续下去的部分原因在于总感觉他不是在介绍历史，而是有选择地摘取历史片断以实证他本人对历史的看法。汪丁丁很有才，不过他的文字也有汤因比的毛病。下文中的所有介绍和引文只是为了支持其观点：“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其实，世上孩子所走的绝不是同一条路，甚至不是同一个方向。外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因其自身独立意志和父母宽容程度而大有差别。依我看，中国的好坏都在独尊儒术后的统一思想上。包括蒋介石的一个主义、毛泽东的一言堂、以及零八奥运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统一自然容易稳定，但统一也会僵化。如果从小就让孩子知道世界是多彩而梦想是各异的，他就不会受核心价值观的压迫而必须硬挺着跟社会竞争。
人或人才都应该是多面体。不懂得生活，不享受艺术也罢了。如果盲目于外部形势和压力，在学业上不打好基础就急着提前出成果发论文拿学位挣名利，遭受当头棒喝是理所应当的。
自己孩子暂且在自主道路上走得不错，希望今后依然能避免在竞争压力下迷失自我。
但凡攻击考试制度的，都没错。不过，如果大家都能考过而自己不行的，也该想想这是为什么。
之一：
我觉得，孩子们比我们小时候懂得更多。讲大道理和高压政策都没用，最好是以身作则加推心置腹。后一点好办。别人家的孩子也没闲着，咱家的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如果提高效率，主业保证质量就可以玩副业。只要家长不违背承诺，不在完成额定任务后添砖加瓦，聪明孩子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做得快又好。前一点不知是否为逍遥者的软肋，你要是每天都玩得很开心，倒真不容易让孩子认识到生活非得有几分勤奋加艰辛。
之二：
不管有没有实力，要稳妥的话，还是应该避实就虚。有人说过物理化学最容易，这和我儿子学校的情况相吻合。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干那个，留给外人的机会就多一些。不过，理科出路不多，要不是佼佼者，很难站住脚。我有个亲友，科大天体物理的，尽管在欧洲念到博士后，最终还是转去软件行业。
曾在复旦听老师同学说，生物工程出国比例大。从儿子的毕业生名册上看到，确实如此。问题是孩子是否喜欢，以及就业前景如何。在电子工程方面，复旦出国机会最多的是微电子。高考报名时知道这是该校的好专业，但总觉得不好玩，而把它放在后面。估计出国容易跟该专业在外的知名度、以及美国人也不喜欢都有关系。
还有就是，奖学金多给博士生。但博士的出路多为faculty，也应该考虑男孩子是否喜欢及合适。
（博主有关晋朝司马氏和唐朝李氏分别为司马迁和李陵之后的假设）
果然是“假设或者太大胆，求证难免不小心”。司马迁和李陵后人何必翻身做主人？趁乱夺得政权者需要给自己找个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好出身，因而乱修家谱。严肃的史学研究者只应该去伪存真，哪有以讹改讹的？
对报任安书中忍辱负重完成家族使命的解析甚好，对史记的解读也很有独特见解。不过，对史记的推崇好像过了头。
司马先生的史记有个问题，就是越远的说得越简，越近的说得越繁。与秦汉之交的一些强人相比较，文景两朝的许多记传人物简直上不得台面；与他老人家同朝为官的几个家族（包括李广李陵的后代）更是不值得一提。写古人少当然有受限于手中资料太少的原因，写当代人物太多难免令人感觉夹杂私货。尾大不掉的唯一好处是，给当今编写戏说皇帝老儿的文人提供了汉武朝的一些参考资料。
有趣。宁肯信其有。
不过，金庸小说好看得紧。世上有多少人从中享受到有穷读书乐趣？如若作者祖上真是不惜命的壮士，老人家掉脑袋不要紧，其子孙包括小说家就可能因无祖而无后了。由此看来，金庸先生的先祖纵然叛道卖友， 但因求生而有后，也算是为今人作了一桩善事吧。
喜欢读史的话，建议看通鉴。三个理由：一是涵盖的年代久远，从古时到宋初的热闹朝代都在里面；二是编年史形式比记传体结构更合理些，不感兴趣的小事件可以跳过去；三是宋代的文言文比汉代的更容易理解。外加一个理由：此司马比彼司马更加好为人师，将传统的历史记录稍稍改变为历史评述，从而更合乎你欣赏易氏的口味。
中国强就强在可以自给自足，弱也弱在不用出关掳掠。
四年的总产量会比一年的还低？要说平均年产量倒也算了。
国人一向不重视统计数字，历史上的度量衡也从没有个准。古人常见六尺八尺一丈的身高，就是因为所用的尺度太短了。
要说宋朝的粮食总产量或者亩产高于毛时代的，肯定是数字有问题，笼统说来有如下几条。首先，宋朝的国土面积和耕种面积都远低于当代的中国。其次，种子肥料和农具农艺也多少会有些改良吧？再说，粮食分粗粮细粮，归拢来的的总产量就很难作比较。最后，人口可能相差数倍甚至十几、几十倍，吃不了卖不掉的，种出来干哈？
之二：
在粮食总产量或者亩产的比较中，怎么能用饿死多少人作为证据？
宋朝时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很混乱。从google上还可以查到，少则一千七百万，多则一亿五。从元代和明初的人口分别在八千万和六千万上下，考虑到前二者的幅员远广于宋朝，起码可以断定：宋朝的人口不会比一亿多太多，远比解放时的四亿五和以后的六亿低。没有理由说，可供一亿人吃饱的粮食要比仅供六亿人半死不活状态的还要多。
饿死人有很多原因。连年的灾荒是其一，计划经济保重点是其二，偿还苏联债务、以美国为主的经济封锁和尽国际主义义务是其三：
比较亩产，当然不能用平年的和灾年的相比。
苏联为什么能在二战中造出那许多飞机坦克火炮？中国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打响两弹一星？这都是共产党计划经济牺牲部分（或者大多数）人民利益得来的。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定要牺牲大多数地方的利益，即抽取大量非重点部门地区的资源，滥用在极少数重点项目上。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邪派武功描写：在必要时嚼碎舌头、喷出鲜血，以此换成全身功力的大爆发。这在厮杀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许是必要的。爆发或许能救命，爆发后的系统瘫痪可以在保住性命后慢慢调养。
老百姓吃不上的大苹果，要运往苏联还朝鲜战争时欠下的军火债务。即使苏联逼债不那么凶，也未必能用苹果在国际市场上以合理价格换取粮食。我们的老百姓饿着肚子，国家还不能减少对并不比我们更饿的穷国小国的援助。
扯得远了。目的不过是一个，暂且不论是非曲直，写文章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立论用据千万要客观。
冲绳好像原属硫球群岛，早年也曾做过中国的属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被日本吞并。
冲绳人原非一等日本国民。在二战期间，台湾人也属于二等日本国民，甚至大连人还算三等日本国民。因为台湾和大连早在满洲国成立以前很久就被日本占领。
现在有些纪念文章根本不顾史实。比如说港澳台人民怎么为抗战提供捐款。在港澳被日军占领前，处于孤岛之中的国人当然愿意而且可能慷慨解囊。但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和沦陷后的港澳，即便愿意捐款，还有可以利用的邮政
或银行汇款途径吗？
之二：
爱国者应有清醒的头脑。我不愿意、也没能力作相关比较，但也痛苦地思考过类似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世界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侵略者烧杀抢掠在人性上应被谴责，但被征服者也应该反省一下。特别是被小国征服的大国。
电视中介绍，在抗战胜利前的大反攻中，共产党军队歼灭和俘虏了一万多日军和十几万还是三四十万伪军。这说明了什么？没有那许多为虎作伥的中国人，蒙古人、满洲人和日本人能够那么顺利地侵占和统治偌大的中国吗？
现在还有多少电视剧吹捧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甚至有什么《太祖XX》的剧名。（应该指出，康熙、乾隆等是特定的名词，可以不在前面冠之以“清”；而太祖是很多朝代都有的，如果省却前面的“清”字，给人的印象就不知是清朝人的太祖，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太祖了。）我真担心，过多少年，说不定还有文学作品夸赞满洲国甚至日本占领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觉得搂主的观点虽然刺痛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张口就说扫平小日本。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才能硬起腰杆来。
小日本是欺软怕硬的。当年打美国，是错以为美国也好欺负。被美国占领期间，也乖乖地听话合作。至今仍在国际事务上跟着美国转，连每届新任首相的第一要务也似乎都是访美。如果中国真正强大了，军国主义的叫嚣和瞧不起中国人的颜色也都会随之而改变。
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十几数十年中，在经济和军事上压过日本？这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并不是说大话吹牛皮就能完成的。
2016年4月11日，
对走红网络的“这届人民不行”一语的感想：这届政府行就行在发现人民不行了。既然人民不行，那国名和政府前的人民二字都换成官僚吧。中华官国的官僚政府，一定不会给人民带坏了吧。
2016年3月5日 ，读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一个台湾官员的“中国梦”》有感：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湾蓝绿两方的共识——“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任何政权，不论民主独裁还是开明专制，都只能通过作为他五官四肢的执政基础，将其统治意图传递到底层。夺权者也一样。
抛开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不谈，蒋介石和毛主席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者或腐朽或新兴的执政基础。蒋家王朝之所以在台湾得以延续和发展，很可能是因为甩掉烂摊子而得以重生。
新中国走到这一步，其执政基础已尾大不掉。百姓寄希望于清官明君，却不想清官明君只手打不了天下，他若对其大受百姓反感的执政基础下狠手，自己立马会成孤家寡人。
回看中国历史上号称中兴的四个王朝：东周和东晋都是换汤不换药，结果皇权旁落，只能苟延残喘；南宋脱掉一层皮，政治上没作为，经济却得到发展；唯有大乱后的东汉，白手起家，方能称得上中兴。
是中国人，就要讲“礼义廉耻“。蒋家王朝败走前，百姓骂他“四维礼义廉——无耻”。眼下呢，京沪政府的冠冕堂皇口号中好像都有“尚德”“崇德”之类，官老爷们扪心自问一下，暂且不说“德”，你们确信比49年时的前人更有“耻”吗？
作为退休老头，我已放弃幻想。至于年轻人，可以反动，可以钻空，可以妥协，可以逍遥，可以逃避，或许最实在的是投靠，但唯一不可取的是盲从。无论对掌权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盲从。
2016年3月5日 ，在
学雷锋日，看到微信圈上老人为雷锋正名的帖子，说一声道歉：
我也曾跟着嘲讽雷锋在埋名做好事的同时又在日记中宣传，很是不应该。
此文所说是对的：当时流行写日记，我作为平凡的小学生，日记还难免夸张。
雷锋是因事故偶然身亡的。如果日记是被他个人保存着，并没有公开出来讨要表扬，我们就没有理由嘲笑和批评他。
2016年3月5日 ，
对“军人待遇上舍不得投入是准备下次战争赔款”说法的扩而大之及推而广之：
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和提高是准备亡国亡种。
官兵工农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水平大幅拉开档次，是准备把两朝国名中的“民”字给抹黑剔除。
2015年12月4日 ，
读郭沫若写的贺斯大林万岁诗有感郭老是史学和文学大家，凭其学术成就完全当得起科学院长，但其人品常遭批评。郭老在北伐时、抗战中和解放后均做过高官。他之所以赞颂蒋、毛、甚至江青，或许出于诗人的感性，或许迫于形势的无奈，但这篇祝斯大林长寿至70个恒河沙数（出自佛经，对应于数字单位十的五十二次方，也就是10进数后面要挂52个0）真是太过分了。科学院长捧人能捧到这份上，其下属在这许多年中拿不到诺奖，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在中国，喜欢投机钻营也不算错。但明主用人就该用其才。不让天才做事，偏给他做官，反而是害了他。也许蒋毛都希望利用郭老的影响力。可惜的是，做吹鼓手遂了他的表演欲望，败坏了他的个人形象，也耽误了他的学术研究。
2015年12月3日，对香港理工大学民主墙某些观点的评论
如果用我们并未否认的法理判定，香港是割让，九龙新界是租借，两者不同，英国当年若是坚持不还香港，也不是不可以。
但既然已经还回来了，那就不必再炒冷饭，因为所有条约合同都是新的覆盖旧的。新条约生效后，旧条约已成废纸，仅余历史研究价值。
不过，既然有五十年的说法，急统不妥，放松点留做镜子也好啊。关键在于没底气，怕自己不能一年年强起来，怕那块飞地比较出自己的日益腐朽没落来。
2009年11月，对国人承受力的感叹
在这道德崩溃的当代，常有世人都该做而路人皆漠视的。原因可能在小老百姓已经习惯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冤枉，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人人都有申诉抗议无门的经历，故而对别人的遭遇也很难动情。
不过，要是人人都因如此觉悟而认命，就会有更多的X革Y改。要是人人都对倒钩执法类恶症俯首帖耳，总有一天会钩到你我头上，或者在胃痛打不到车时，眼睁睁看着贴有不敢助人字样的私家车而苦叹。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你越是能适应奸商，就有更多可能吃到黑米霉面假酒假药。你越是能适应乱政，就有更多机会收到城管倒钩们开出的罚单并在房改医改教改后遭遇更多的剥夺。你平日无视他人所遭受的不公，自己叫苦时自然也得不到共鸣。
2009年11月，对马路噪音的投诉
连续几天，半夜被风镐声吵醒后难以入睡，直到天快亮时才清静下来。投诉电话接待人员说是几百米外另一条马路的施工传来的，因为影响交通，公安交通当局特批夜间施工。
上海的客、货车司机也牛得很。有的是为了驱赶挡路的慢车或行人（常见莲花超市的班车，稍遇障碍，就用高音喇叭猛轰），有的估计要赶绿灯，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连续或间断鸣笛不止。货车司机或许是对被迫夜间行驶有意见，心有怨气撒到沿途居民头上；或许是夜里没人管，只顾自己开快车方便舒畅。路旁民居半夜里关紧两层玻璃窗都挡不住，被连续几秒十几秒的高音喇叭吵醒后，心中窝火难再入睡。
深圳十多年前就禁止在市区鸣笛，这几年来各大城市的驾车者也都开始自觉文明起来，偏就是上海市对机动车鸣笛的管制效果很差。市中心还可以，内环线边上就不行了。近来交管部门查黑车十分起劲，就没想到放些倒钩暗哨在查处超载超速超噪音上。其实只在市区行走的超市小客车，完全应该禁装高音喇叭。常见环保部门在闹市路边装置的噪声仪，但没见在要道路口监测白天黑夜的噪声峰值、以及累计超标时长。
奥运前在北京工作，世博前回上海又经历一片混乱。感觉申奥申博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能觉得城市使生活更糟糕。
2009年10月28日，对必须适应社会类认命言论的遗憾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
你越是能适应奸商，你就有更多可能吃到黑心米面油盐假酒假药。你越是能适应乱政，你就有更多机会收到城管倒钩们开出的罚单并遭遇继房改医改教改之后的剥夺。
要是人人都对倒钩执法俯首帖耳，总有一天会钩到你我头上，或者在胃痛打不到的时，眼睁睁地看着车身贴有不敢助人字样的私家车而苦叹。
2009年10月22日，对无人回应怨言的感慨
我想不会都是优越社会制度的享受者，而是见怪不怪了吧。
国人就是贱啊，对压迫者俯首帖耳，对自己毫无信心，对别人漠然视之。因此，扬州十日和南京屠杀时会茫然跟随屠杀者，排着队引颈受戳。因此，再怎么上伪劣产品的当也还是抵制不了诱惑，再怎么吃赌场式股市的亏也还是坚持屡败屡战。也因此，对政府的压榨和剥夺也已习惯成自然，连发牢骚的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2009年10月22日，对要求提高退休工资者的声援
官方只讲30年前人均月工资几十元，现在数千元，涨了多少多少倍。其实当时的工资外还提供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而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掏腰包。
官方只宣传国际上通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生活总开销的比例）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实际上如果国人背负房债外加生病育儿，恩格尔系数会远低于欧美，难道我们的生活质量高于发达国家？
工资和退休工资需要横向比较。据了解，美国20年的工程师年薪约为4、5万美元，这些老人就是不升职，现在的年薪也能随通胀加到14、15万美元，大概是新人的两倍多。而在中国，老人永远是吃亏的，他们长期拿的是低工资，到现在的收入可能比新人还低。退休者更是被边缘化。
2009年6月26日，对国人眼中的外人也非好鸟的回答
主要还是环境问题。国人去到国外，虽然也屡被指责，但我们都知道其表现要比在国内好得多。而外人来到国内，照样是闯红灯丢垃圾随地吐痰。由此可证，南桔北枳，诚不虚也。
祖国是父母，但国人的父母官早把祖国当他家的自留地了。尽管自留地的主人仍邀请你爱地及爱他。但你若在人家地里，还摆出一幅主人翁的架势，真要被归于天真兼可爱一脉了。
2009年5月18日，对中国巨大贸易盈余的看法
鬼子对我国低成本倾销的质疑还是有点道理的。比如说，房改医改教改，都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排除在工资成本之外。所以说，低成本之中还是有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造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以及对国内生态的破坏等等，生产成本肯定要高不少，出口竞争力自然要低一些，外汇储备也就会少得多。
咱们政府不把自家的国土和百姓照顾好了，眼睛里只盯着钱。不论国内国外，不论穷人富人，能抢则抢，能刮就刮，能捞就捞。问题是，钱到手后，他却没招了。国内只能在房医教等方面逼百姓花钱，其他需求就是上不去。国外没法逼，要买高科技好军火还不成，只能存在人家那儿，等着贬值。
鬼子变着法子花中国的钱，还吵吵着说这钱来路不正。政府和御用学者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抵偿对手的实质利益。再怎么说我是债主，再怎么指责对方光花钱不干活，又有什么用。自己的百姓还是辛苦干活，且因低收入而没钱花，因低保障而有钱也不敢花。人家的穷人还是花咱们的钱，花明天的钱。等到想明白，打算把外汇储备拿回来时，还得面对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两方面的损失。
中国老百姓，别学着政府和文人指责鬼子不仁义，也该想想自己老是活不好到底是源于外因，还是内因了。
在我这等后知后觉者看来很新颖的说法：中国政府没有滥印票子，但中国的出超带回了美国政府滥印票子，于是引起了中国的通胀——因汇率捆绑的货币流动而带来的通胀。
（引自博文的文字：“在背景完全变化的情况下，汤臣显得格外刺眼，令人不能容忍。他们被自己的傲慢与对政治的无知打败，额头贴上不懂市场、不懂政治、与住房政策为敌的红字。”）
这是什么评论，市场的还是政治的？政府的住房政策有干预豪宅销售的必要？在中国的市场问题一定要牵涉到政治？
“捂盘惜售”之类的罪名不知是否与物权法相抵触。我的财产我做主。未能以财产所有者希望的价格出售只是销售定价策略的错误，决不能被指摘为与政策与市场与人民为敌。房产商因为市场原因，不能以高价销售产品，让他自行承担经营失败的后果就行了。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理由胁迫他以低价出售。要不，跟文革中的抢房子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为了吸引眼球，博主们难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为了避免板砖，博主们很难坚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既然是“以我手写我心”，就希望博主坚守法制和市场的基点，尽可能避免在需要煽情时不由自主地随着潮流走。
对“专业素质体现在谨守自己的职责边界”深表赞同。在反对政策朝令夕改的同时，论者也应保持一份冷静。比如，博主对税法原有很客观的评论，但在对某些好税（如地产增值税）的拥护上就似乎不够出世超脱。要求或许太高了些。但若要沉下去做学问，还是需要谨守“专业素质”和“职责边界”的。
同意博主的观点。不论出发点如何，行业商会应有其成立的权利。
不相信所谓“上海房价即日到08年12月01号，不得擅自降价，原则上从即日起不管销售如何，价格上每月应上调2-4%”的条款是真实可信的。不说各怀鬼胎，只顾自身利益的中国商人是否能结成有效的价格同盟。单看2-4%/月的复利增长，两年后的房价就将在近日的高价上再涨60%到156%。作为同盟预期和约束，好像也太冒进了吧？
开篇有关纳税者民主权利的几句话敏感了些。
对税收增幅高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是否还存在着历年都有漏征应征税款的问题，而这几年加强了征收力度，因此增幅未必都出于滥征。
光从个人所得税上看，偷漏税可能性最低的是出工出力最多的中间阶层，有钱和无钱的自由职业者似乎都很容易漏网。
的确需要立法限制随意添税的部门权利。但凡法令都不能随意增删，否则何来国家信用？
信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却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被彻底粉碎。
从上海市政府在解放时剥夺汇丰银行的上海分行大楼、又在开放后欲高价卖回（未遂），上海市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文革期间对私房业主的多次剥夺，以及房改至今仍拒绝对计划经济期间未享受和少享受分房者作象征性补贴等事例看，历届上海政府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保护所辖民众的私有财产的。
不信任并不仅仅出自国外资本的政治立场。不信任同样建立在当权者的历史记录上。在此基础上，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吗？
评论应尽可能客观。如果因为自己的汽油开支上升而不忿，就应避免将情绪带到论坛中。有网友指出中国的油价比美国高，我不了解这个事实，不敢多作评论。但起码有一点，中国在国际油市上的占有率和影响力远低于美国，中国是没有理由像美国那样耗费能源的。要比，最好和一揽子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油价作综合比较。这样的话，可能会心平气和很多。
有报道说，伊朗的炼油能力不足，在输出原油的同时，还要输入成品油。因此，其核能发展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产油国如此，中国又有什么理由以低油价引导汽车消费？前一阵民众和政府都以节能为由，为小型汽车主张权利。其实，大车改小车，真不如私家车改公交车。
批复：本帮强调教主崇拜、无脑服从和奋斗终身，而申请书并未触及灵魂深处，因此驳回申请。如若坚持，可在一年洗脑考察期后重写并提交。
在笑话中的虚拟GDP中，并没有创造税收。但在实际的GDP中，也包含了一些烂尾楼之类虽然创造了税收、但却未提供效益且造成环境问题的项目。这就说明了用GDP作为主要经济指标只能表征我们这个低效率国家的消耗状况，因为其中存在的负面数据夸张了国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
据说，江浙一带的农村住房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大多推倒翻新过三四次，目前又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规划重建。而这些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都被计入GDP中，对建筑垃圾和环境破坏的处置费用也对GDP有贡献。这些都可作为经济学家所指出的，GDP是流量而不是存量的佐证。
中国战斗机与美军侦察机相比，好似看家狗与邻家散养的猪。尽管后者的个头大了些，但前者更具备攻击能力。不管怎么说，狗没能护院，反被猪拱翻了，总不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吧？
说是在领空领海，那就在12海里之内。比起美军能在朝鲜、越南和南斯拉夫等敌国救回跳伞飞行员相比，我们的海空救援能力也太差了些。
将咬猪未成反而命丧猪蹄的看家狗祭为英雄，就好比将丧失繁殖和生存能力的熊猫捧为国宝一般，真是五千年文明才能孕育出的搞笑。
现在的你还信历史上的口号？号召你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去吗？号召你批林批孔批周公，你批吗？
新中国的宪法版本跟广播体操的套数差不多。如果认为每一部都是人民修的，都可以照着做，那么，除了不能跟**党过不去，跟谁过不去都成。但是，从现在的国情看，**党还讲**吗？最渴望**的穷人受到保护了吗？
邓公翻身上台多少也借助了天天在天安门闹的痞子们的一份推力。刚把椅子坐热，就刷白了民主墙。想起我们打的天下，就让我们家的军队执行了蒋匪军当年想对我们干，但又不敢干的历史使命，修理了另一帮痞子。
如果说抗灾的功劳是绝无仅有，那上街的遗憾也是天下第一。
我们都离不开媒体。其实，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们，再苦再难也比我们的先辈要强许多。因为至少还有机会，可以被各种媒体玩弄和麻醉。
之二：
盛世是相对的。比起生命受人弹威胁的巴格达市民，德里街头茫然的无业青年可能要稍稍幸运一些，而我们那些刚得到欠薪的民工兄弟或许是人间天上了。
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想想。只要各人做好手中的事，这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我的确是在挑骨头。不过，作为专业人士的负责人表现，第二要不怕被挑骨头，并且在被挑对后及时揩屁股改正；第一更应在事前做足准备，避免被挑骨头。
既然给出的是平均数据，就应讲清楚是怎么平均的。假设手中有按各省或每种家禽平均的数据，一定能给出一个全国的、不容易误导的数据。如果新闻发布会不愿意提供详实准确的数据，应该采用更容易蒙混过关的数据处理手段。要不，在力求准确数据的外国记者面前，我们丢不起人。
之二：
外国人分两种，有一种跟中国人差不多，习惯于马马虎虎混日子；但也有一种凡事认真，丁是丁卯是卯。（比如西方国家在处理航海日志的误笔时，是只能划去后在旁重写，而不许涂抹修改的。）
如果让记者在重看和推算详细报表时，发现与官方文件和录音记录有出入或有疑问：国家公布的数据就这个水准？我们也拿中国国情去搪塞？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不如“多彩的世界，各异的理想”。
扭曲怪诞或是对僵化管制的反动。
我没有这么乐观。
连续一二十年的增长率保持在5%、甚至7%以上，已经被称为奇迹了。还要维持如此的高增长率发展三五十年？
最好做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估算一下：美国和中国现在各是多少，分别以1%和5%的年增长率，追上需要多少年？
还有，美国现在的国内基础建设和军备积累，是在以与现在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这许多年的平均增长率不高于2%？）的条件下，经过数十年建设起来的。在我们追赶的三五十年中，因为前面二十年的比较还相对悬殊，美方的建设规模还将远高于我。如此看来，只要美国不把自己的国库掏空了，我们在GDP追平以后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在综合国力上与之相匹敌。
之二：
内乱问题，本来就源自内部。中国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多半还是由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引发的。最担心的还是统治不下去时，将愤怒人群的注意力引到外敌头上，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搞得好，不过延缓了几年的发展，浪费了几年的积累。搞得不好，反会人神共怒，把一家一当全都砸光。
中国不是**，以后的国际形势也不会像二战后紧接着的冷战。像**战败后反获高速增长的奇迹是不会重现的。
当今的国际形势已经跟一百年、五十年以前不同，美国要干涉，也不容易或不好意思来硬的。巴拿马海地和伊拉克那是自找的。如果在大事上忍一下，大概不会有太多问题。就像古巴，美国那么烦它，基本上也只靠难民和雇佣军骚扰，从来没有动用过正规军。
中国的软肋在台湾。真要独立，打还是不打？其实，人类的历史长得很，苏联曾经控制着的那许多国家都独立了，或者分离到俄罗斯以外的独联体中，人家也都忍下来了。中国能忍下俄罗斯远东相当于欧洲的面积，能放弃外蒙，也未必非得为台湾砸锅卖铁。甲午战争（或是其它哪次战争）后，台湾曾被割让给**，作为**的国土五十年，二战后才归还。**党夺取政权以后，还从来没有控制过台湾。为它牺牲五十年的发展，值不值？倒退五十年以后，我们还有没有相同的机会，再次发展？
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天下太平，军方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弱，军工研究生产单位的日子就相对苦一些。台独势力掌权、以及连任后，军工势力就高兴，因为能获得更多的导弹订单。这是爱国，还是爱本部门利益？
2005年5月12日，对有关国货洋货问题的看法
不管政府是如何表态，老百姓可以自主选择：如果看来看去，只有东洋货好，也不妨买来用用；如果有其它选择，宁可贵一点差一点用别的。不用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你我稍微当心点，他就多少遭受点削弱或损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小东洋势利的很，你强大起来，他就喊哥、叔、爷、祖宗了。2010年5月7日，对股市管理层的怀疑
我们没有管理层，只有以权谋利层。
它最擅长的就是以一块钱把中石油卖给老外，让其十几块退出，再让穷苦百姓套在几十块上。它最愿意做的就是狗熊掰棒子，A、B、H股、中小板、创业板等开一个烂一个，烂了再开新的。它最不敢做的就是监督干预公司股价在消息发布前的春江鸭式大幅波动，它最乐于见到的就是公司做帐，盈利后莫名亏损，然后宣布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它并不是什么都管不了。它并不想做汉奸，也不想做庸官。问题在于利在权上、利在乱上。只有不断地出事生乱，它才有机会为自己谋取最大利
2009年11月，对工行豪言的破译
（有博文引用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牛锡明的发言实录：我们现在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印度的总资产8000亿美元，俄罗斯的总资产是9000亿美元左右，我们一个工商银行已经超过了他们全国的资产总量。）
看工行09年三季报：总资产为11.7万亿人民币，其中负债为11.7万亿，股东权益仅为0.7万亿。
银行是靠吸纳存款过日子的，因此其总资产其实都是虚的。而印度俄罗斯可不能全靠借贷过日子。两者的资产是不同的概念，完全不能相比较的。
博主总是看不起学文科的，引用文科出身的行长语录时，也请当心批判引用。
2009年10月18日，对新开创业板的祝贺
A股没搞好开B股。烂股票太多了放进3板。少有满足上市条件的又开中小板。一个个都不新鲜了再开创业板。想想那一堆亏损退不了市、低业绩高p/e的股票太难堪还想开国际板。
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只管圈钱收印花税，市场公平股民利益全不在眼中。
看着吧，中国人傻钱多，新开市场必然疯火。根本用不着管好市场，哪天创业板国际板又烂了，变花样改名头再开几个什么板还能玩下去。
政府要稳定股市，要让百姓有些财产性收入，至少可以做一点：以真正低于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发行像悬在人们头上的第二只靴子那样想发又发不出的中国建设类纯A股。
国有资产的根由其实是全民资产。原来是人民以几十年的低收入攒起来的，本因在改革过程中还给人民，但政府却以国家的名义捏在自己手中。
数年前，许多国有资产不得不以低市盈率在境外市场上市，让外人在短时间内赚了几倍的钱。难以追究当权者的卖国卖民罪责，因为当时低迷的中国股市确实消化不了那许多流通股。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A股市场已有相当的承受能力。
可以理解老爷们不舍得在亢奋股市中以低市盈率发新股，他们不认为这是还富于民，而是政府管理资产的流失。不过，现在蓝筹股的动态市盈率都跌到10倍出头了，新股也可以相当或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发行了吧。可不要再以低价出口高价贩销的方式，让A股市场中的冤大头身心俱伤、无奈离场。
如果真要还富于民，发行方式应学港交所——中签率向散户倾斜，让申购量越低的，中签率越高。不过，人们的政府愿意还富于民吗?好像地球人都知道。
股价的高低跟公司的市值与股本总数相关。新兴市场的散户习惯炒低价股。上市公司就以送股或拆细等方式，增加股本数目，降低每股的股价。例如在港上市的中海油，股价升到15元后，曾一拆五降回3元。（现又涨回9元。）成熟市场的投资者看不起低价股。因此中国企业才会把数十甚至一百股绑成一个ADR单位。
不应以股价高低衡量公司的好坏。股票是用来投资的。汇丰和恒生银行的股价经常在100多块，但常年分红都有5块多。以此作比较，工行招商等只要能将常年的红利提高到其股价的1/25，就不比汇丰恒生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净利润也不高于其股价的1/25。当然，股价虚高的理由是高增长。这就任由投资/投机者见仁见智了。
怎么就有那么多狭隘的人，因为自己怀揣着股票，就希望传到耳朵里的只能是牛市号角，就认定泡沫论者一定是做空者，就担心股市会因有人唱空而下调、或者管理层会因有人唱空而打压。
股市楼市自有其上下行的内外在动力。以谢国忠先生为例，楼市泡沫论说了多年，上海也就两年前有些小调整，深圳反而在此期间大跃进。因为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倒也没太被人批评谩骂。一旦把泡沫论移植到股市中来，就不知给人扣了多少屎盆子。
散户在股市中捞钱不容易，整日里心惊胆战的也正常。因泡沫论而逃早少赚者、以及未敢抄底者应该埋怨自己的判断力和意志力不够准确及坚强。被高套者的未及逃脱本源于自己的贪心，不单不该将账面损失归罪于泡沫论者，反而应该感谢泡沫论者曾给自己提过醒。如果你足够聪明和机灵，低买高卖从不踏错行情，尽可以嘲弄泡沫论者，何必动真气失理智呢？
以往的经验是，好股票也忍不住跟跌时，才有可能是调整的尾声。虽然，在胆大妄为者得势的中国股市中，老经验在这以前的十数个月中一点儿也不管用。不过，人心是脆弱的。君不见，近来网上已不再有把QFII们赶出中国股市之类的豪情壮语，取而代之的是对政策调控者和牛市鼓动者的谩骂，其背景是一片哭爹骂娘声。
真正在牛市中大得其利的只是已解禁并已兑现的法人股原持有者。大得其利的还有借市值虚假膨胀而在个人收入上获得实质暴增的公司管理层。不管是控股的需要，还是没可能以市价兑现，国家或国有股份的持有者只得到账面上的增值。
在成熟市场上，大股东批股（出售大笔股份给大投资者）时总是要折价出售的。那还都是流通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通常也都低于50%。工行不是汇丰，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不过是钱有余而势不足者拿手头余款分散投资，目的原在于跟工行的后台老板即中国政府套交情，能否有投资收益还在其次。
真要把非流通股都给推到市面上卖起来，工行股价未必能站在评论者认为给洋人赚了便宜的A股发行价上。曾经的市值数一数二，也就是爱脸面的国人自说自话打脸充胖子罢。
（有人提出：“……比如这次加税，本意是降低过度换手，这是对的，我赞成。但行家的手法儿是增加好企业的真正供给，或者来个T+3也未为不可，抑制隔日买卖的冲动，……”）
拜托，千万别提T+3！但凡市场人士都害怕该手段，因为其威力或许数倍于调高印花税。
这两天的行情之所以能有反弹，就是因为快进快出者敢在大跌时入市，因为他有机会在次日出手兑现利润。试想一下，股市如果因T+N政策出台而下跌，只要想起今天买入后得拖上N天才能出售，还有人敢入市抢反弹吗？股票再有投资价值，在谁都猜不透N天后行情如何的状况下，没有赌性的谁敢接手。要是大家都不敢接手，股值岂不会连续无量跌停？
在香港，地铁等政府资产上市流通时，通常保证让有意认购的散户起码能分到一手，而且在抽签时将分配比例向每笔申购数量较少的散户倾斜。即只申购一手的大致都能买到，申购量为数十手的中签率高于数百手，申购数百手的中签率高于数千手，等等。政策向散户倾斜是为了还富于民。
我们这儿呢，在同样的中签率（可能低至千或万分之几）下，凭一己财力只能押下数万元的散户抽中新股的概率本来就跟中彩票差不了多少，再加上近水楼台（社保、保险、基金、战略投资者等）还能在抽签前先行分流一部分，试问有多少贫民能沾到些许的还富？
实际上，在前几十年只能勉强解决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下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其实质应该是民有资产，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完全应该将部分资产分配给百姓的。当然，这种理所应当的还积累于贡献者，是想也不要想的了。
（有人为“中国的中小散户终于将外国的QFII赶出了中国股市”而庆幸。）
必须提请注意的是：QFII抄了中国股市的大底，就是被赶走了，他们也将带走几倍于配额的投资或投机收益。中国的散户和机构是接棒者，眼前看来还赚了钱，但一两个月以后还未可知。如果有比较深的中期调整，或许还得靠回来的胡汉三将股指再度拉起呢。
（有人以吉林敖东去年收益1.35元/股，今年一季度收益1.34元/股，证明上市公司业绩有普遍而且大幅的提高。）
在成熟股市，分析师会区分“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收益。前者为主营业务的日常经营所得，后者为投资收益和资产评估增值等。一家好的企业，其赢利的增长应该建立在经常性收益上，因为这才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我想问，吉林敖东的今年首季收益中有多少是经常性的？
如果盈利的增长以股权投资的溢利为主，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如果公司A和公司B除了相互持股外，什么也不做，当股市上升时，两家公司的盈利也会相应上升。但这两家公司对社会有何贡献？国民经济能靠这样的公司成长吗？当股市持平甚至下跌时，这两家公司又将怎样呢？
没有责怪类似公司管理层和投机者的意思。只想提醒数据引用者：盈利增长并不完全反映公司的经营与成长。
“目前，A股相比于H股动辄有十几倍溢价”？
太夸张了。在5月14日中午，A股H股价差虽然有洛阳玻璃（8.97元：0.87港元）和广东科龙（7.78元：0.89港元），但港股价低是长期停牌、未能跟随上涨的结果。其它的股票中，最悬殊的是熊猫电子（13.88元：4.60港元），最接近的是招商银行（22.39元：21.00港元），并不存在“十几倍”的溢价。
请博主注意引用数据的准确性。
请查一查，中石油是在何时IPO的？当时的集资额是多少？再请查一查，当时的中国股市是否有如此的融资能力？相应规模的融资在当时的中国股市是否必然会产生，以及可能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打压后果？
市场数据是随时间而动态变化的。据说，假设1997年香港楼市高峰期的平均价格为100的话，2003年低谷时仅为33，现在也不过55。中国股市好像没有针对平均股价的历史比较数据（深圳成份指数大致可用，但上海综合指数完全是被大盘新股扭缺了的），但起码这一年来的股价大多有三五倍的上涨吧？就市场而言，当时的低价没人买，和如今的高价抢着买，都是正常的。
再加上优良企业的成长性，股票价格应该随时间而增长。中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有在1000点清仓的，巴菲特手中十年涨几十倍的非中国股票也有的是。论者只能批评低价出售者没远见，但没有理由指责其“财富外泄”。
除非说中石油等优质国有资产不应该在当时IPO。若说当年的低价上市是贱卖，多少有点以偏概全吧？
垃圾股被炒上高价，除了散户通常都会看中它的便宜外，股评人士的利好消息也是一个原因。
几百倍PE的股票，首季利润超过去年全年，表现就应该好于大市？夕阳行业的公司，拿出不足1/10市值的资金以未说明低廉的价格投资煤矿，就算变身能源股了？
券商和基金应该清楚，股市吹鼓手也未必不明白，但股评就是如此，股价也就能扶摇直上。
明眼人还不能太明白。要炒股，不能光知道自己有多聪明，还得知道散户有多傻。
2007年4月27日，由上班炒股的联想
防火墙只能设在局域网内，花百来块钱登记无线上网就可绕过。
联通的C网效果比较好。
如果多数单位都从内部管起来，或许联通的无线上网业务就能得到大发展。
不管无线上网在联通的收入中占多少比例，到时候一定有不少股市吹鼓手为此大捧联通。
日本和台湾股市建立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上，买股票可在股票和本币升值后方便地兑换回外币撤资，从而赚取双重收益。中国股市和金融体系在理论上是封闭的，股票和本币升值后不便于兑换回外币撤资，风险相对较大。
要说人民币升值对股价的影响，H股多于A股。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股票的内在价值得到提高，相对于与美元采取联系汇率的港币应该更值钱，以港币计算的股价也应该同步上涨。
同股同权的H股和A股相比，前者的市盈率低，资金流动成本也低。境外游资要炒升值，应该不会弃H选A。
有人转述巴菲特所述离开股市的时机判断：“每个人都想在午夜12点前离开舞厅，可惜的是，人们在一个没有钟表的舞厅里跳舞！”
散场人潮涌动前通常有些混乱，场内的想出去，场外还有人闹着要挤进来。既然人在场中，判断流向就很不容易。
在泡沫渐起后，还会有惯性膨胀的一段，提前离场者需要忍受长时间的煎熬。但在泡沫破碎后，聪明人也不敢保证自己就能够在关键时刻走在别人前面。
在没有钟表的舞厅中，如何确保比旁人先离场呢？如果你不够聪明，也不够机灵，就请别跟着大家转大圈，尽可能留在出口附近观看动静吧。那出口又在哪儿呢？
窃以为，同类股票中的市盈率相对较低者，或可被认作出口附近的安全走廊。泡沫膨胀时，它们有补涨的可能；泡沫破裂后，它们也许会比同类跌得稍为慢点。在此情况下，即便笨鸟慢飞，折翼掉羽的程度也多半会比他人略好些。因为，天塌下来，自有那些长人（高市盈率股票）顶着。
（有私募基金的管理者称，年初预计增值50%为优秀，而年末看来已经透支了几年的优秀。可见其年收益的非同小可。）
在散户眼中的大资金运作，能透支数年的优秀，的确可喜可贺。但是，既然存在透支，就必须有谁为此买单。那买单者是谁呢？
要说是对数年熊市的报复，二八现象对此作了否定；要说是业绩的高速增长，GDP的10%增长难说有几成是存量，而博主所称的上市公司普遍年增20%似乎难以达致四年翻番；要说是投资价值的理性回归，成熟市场中高中低增长公司的预期市盈率未见值得常年保持在20、15、10倍之上；要说是人民币升值，外销型公司将遭遇经营困难，而内销型公司仅在将红利汇往境外时才体现升值效应。说来说去，买单的似乎只是后知后觉者的跟风热钱。
热钱要是投在名至实归处，自然应该有合理回报。但要指望在翻倍后仍有大幅估值提升，难免令人担心狂热的为透支买单者难以为继。
不敢说万科的来年每股预期收益不应该是今年的两倍，但实在不敢相信这类大公司能维持高两位百分数的年增长率。要说价值投资，高成长大公司有20倍预期市盈率也该知足了吧？市场内固然还有些10倍市盈率的好公司，但它们的增长前景未必很乐观。恕我愚钝，就算是新兴市场，除了不为人所知的内秀公司外，公开信息中还剩下什么能支持数年的大牛市呢？
8日：
人说1400点会看不到时，我不敢反对。前几天说2000点也会看不到，就觉得太武断。毕竟2200点下来也不过一步之遥。
从技术角度讲，1550到2200，先是两个半月的20度仰角，再是一个月的45度仰角，回调38%好像也不太够。但要考虑水浸的因素，就不好说了。
回调很困难，都说是资金太多的原因。但若空间不够，时间就不会短。
6日：
不认为中国公司能将双位数成长率维持数十年的另一个理由是，公司对管理层的回报、以及因此而来的管理层忠诚度普遍存在问题。一些公司管理者会认为公司和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所谓郎咸平的MBO悖论。
从股评看，好像都有些忘乎所以了。香港的股评人都自称散户，不像国内的股评人士都自以为高人一头。跟大中小鳄相比，国内的证券行业嫩多了。有时候散户和小机构确有机会走在外资的前面，但新兴市场如果没有在过江龙手下吃过几次大亏，能成熟吗？
5日：
三条上涨理由中，主要还在估值的提升上。要不，股改送股和分配送股一样，股价可能不填权甚或贴权。
上证综合指数确实因新股计算方式而失却客观性，但深证成份指数还是像博主所说反映了股市或者蓝筹股的上涨。
外来热钱不会盲目来给国内套牢者抬轿子。牛市中当然要看哪些股票和什么时段值得投资，因为股市的上涨一定是由价值发现者引路并驱动的。鸡犬升天、只见牛胆不存熊心的一定是泡沫市。
暂时还不能接受招行万科定能维持数十年双位数增长的预测，也不相信深市新发股票都值29倍市盈率。在经过年末的疯狂后，领头羊和跟随者似乎也该回到20日均线（保利加通道中轴）或以下喘口气了。
房改弊政 2009年12月
，对购房能力的自查
个人历年收入大致为：插队落户5年，积欠生产队的口粮款和借款1、2百元；里弄加工组半年，每天7角工资；装卸工、泥水匠、以工代干4年，月工资36元；大学4年，没收入；研究所12年，月工资从50余元加到数百元（？记不清了）；外派香港6年，月工资大概是7千、1万5和2万5的平均数；回内地后的月工资为2千、7千、1万4、8千不等，现已届退休年龄。算来收入还不低吧，但就是没有分到公房。 请诸位看官代为算算：像我这样的能买什么房子？条件更差些的又将如何？
现在的年轻人，拿着几千上万的工资，还要老一辈给垫首付买房子讨娘子。老一辈在房改前的平均月工资（随退休的前后）在100到300元之间，有没有分到房子的真是天差地别。
政府启动房改或有道理，但却赖着不给未分房者发放红头文件规定的补贴。说它人神共憎，不为过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顾人心向背，且记抗战歌谣中的“谁种下仇恨，它自己遭殃”。
2009年11月，对房改补贴的愤怒
按照政府网站所载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房改政策，机关单位职工的最低补贴面积为60平米，正副科级、技师、高级工和高年资工人为70平米，副处和高级技师为80平米。根据文件标准估算的无房户房改补贴额，房改前15年工龄者略超10万元，25年工龄过20万元，30年工龄的副处近40万元。分房面积低于标准者也有相应的房改补贴。补贴对象包括已故及退休去外地的。其实北京机关的分房面积远高于上述标准。我所知某局在90年代中的分房，但凡在70年前后参加工作的，都能分到130（一说170）平米的大套。因此估计真要享受房改补贴的也许只有少数倒霉蛋了。
上海职工中很有些从未分到房的。就是有幸分房，建筑面积也多在30到50平米之间，远低于房改的补贴标准。若是真要补贴，额度相当大，因此政府的态度当然是能赖就赖。但是，房改补贴的对象都是已经被亏待的未分房和少分房者，就是能按标准领到补贴款，也比足额和超额分房者损失多多。上海市政府历年来亏欠国有制单位职工太多本应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的分房面积，又从房改后的高房价中得到高额地价和税收，可就是不肯九牛一毛补贴受损对象，连房改补贴政策文件也不肯出，真令人寒心。
我家两代四口在98年房改前的工龄都在30年上下，家里原租18+9平米两间私房，除我父亲获配17平米单间公房外，余者都没分到房。按照北京市的标准估算。两代均为高级职称，就算祖辈用黄货付顶金换来的老房子（文革后私房变公房，房东受损失，房客的顶金也无从退还）租住面积也算在内，房改少分房也约有80平米建筑面积。未分房补贴本应不低于40万元的，但因上无政策，单位只答应在买房时补贴2、3万元。如果没有房改，我至少还有分房的盼头。但谎称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之一的房改，终结了我的分房希望和权利，换来的却只有相当于一只马桶面积的市区房价补贴。
2009年10月18日，对政府信用的疑虑
解放时收回汇丰银行大楼改作市政府，改革开放时打算以汇丰都不能接受的高价买回给汇丰。
文革时纵容红五类抢房子，落实政策时私房业主未必都能收回房屋，私房承租人的租住权则被无视。当年的好房子都要用金条作顶金的，私房业主被抄家剥夺房产，承租人当然也无从讨回顶金。
大批里弄生产组的房产多由一些居住条件宽敞者被迫提供，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属于公家。现在都归区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就等着70年代工作的那批人全退休以后没收成为政府资产。
这政府在60年里剥夺过多少回业主的产权？别看现在的公寓楼业主们乐呵呵地看着房价飞涨，再过十年二十年天晓得是什么境况。
2009年8月2日，对机关仍有变相福利分房的意见
房改时留有欠账——老职工未分房和分房不足者原应得到货币补偿，但仅机关事业单位有文件施行。企业原则上自行决定给多少，经费也自行承担。亏损企业和领导已分房单位自然尽可能不补少补。
官僚机构决定房改，改革前突击分房，改革时连退休者都不忘货币补偿，改革后自己又可享受低价房。百姓的旧账新账全不在考虑之中，是因为这全然不影响官僚利益。
（有博文提出，政府“当初驱赶低收入者入商品房市场是个绝大的错误”）
其实政府可不这么认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阳谋。
改革开放初期，没什么积累，倒有大量的坏账。靠什么发展？要想跟百姓同心同德就得背着沉重包袱，为了轻装上阵就得把包袱扔给百姓由其自行承担。
赖去福利（包括实物和货币）分房的欠账，把百姓赶入楼市，才筑就这二十年高增长的基础之一。
问题是，政府（我们千万别把它等同于国家）现在有了积累，欠债额也因自然规律（部分债权人的西归）而减少了许多，应该考虑多少偿还些债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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